但即使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居住区，虽然奴隶制比其他地区相对发达，奴隶的总人数也未超过当地人口的10%。中等家庭的希腊人传给后代的奴隶通常不超过五个[2]。
    大多数买来的奴隶都是在家庭中使用。希腊人和罗马人最先是将他们的奴隶看作是家庭仆人。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从他们所用的称呼中看出来：最常用的是oiketes,pais，paidarion,paidiske,korasion这类含义广泛的词，而不是doulos或andrapodon这样的专门用语。像pais,paidiske（或者拉丁文中的puer）这样的词在殖民时期与“男孩”一词密切相关。oiketes的基本含义是家庭成员（oikos,oikia）。这个观点有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即罗马公民的奴隶释放后自然获得罗马公民权，而这种特权是罗马同盟城市的公民都很难得到的。即便是退役军人股役期间所生的子女，也无权获得公民权。
    我们常常不能确定pais或paidiske是否奴隶：纸草文献中较多描写他们在家庭中的作用，很少提到他们的法律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每个农场主、士兵，以及境遇较好的希腊人家庭都需要这样的帮手，这并不是富有的标志。因此在米兰德（Menander）的喜剧《杜斯库罗斯》中，高尔吉亚斯（Gorgias）虽不是个富有的农民，却拥有一个叫道斯（Daos）的“忠实的奴隶”：“他在附近拥有一小块土地，仅够他养活他的母亲，他自己，和唯一的忠实奴隶，这个奴隶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因为道斯的父亲是个农民，所以他不仅做家务，而且也帮高尔吉亚斯在农田干活：“我一直在这儿帮你，而我的主人正独自干活。现在我得去帮他。”另一个叫道斯的人是阿斯匹斯（Aspis）的雇佣军队长克里奥斯特拉特斯（Kleostratos）的奴隶，他跟随主人转战各地，主人死后，他从吕西亚（Lycia）把主人的盾和其他物品取回，带回自己的家乡希腊。同一剧中的厨子也有一个帮忙的小厮（paidarion），虽然剧中没有明确的说明，他也很可能是个奴隶[1]。
    托勒密政府为收税而签发的户口登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普通希腊家庭的情况。首先登记的是家长的名字，其后是他的妻子、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的名字。约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提到有一个男仆或女仆，此外还有一个奶妈、一个农民和一个牧民。从登记簿上看不出在这些家庭中谁是奴隶谁是自由人。
    买卖奴隶还出现在各类手工业作坊中，但人数极少。芝诺档案中有一份损坏严重的纸草，记载了一个叫做斯弗拉吉斯（Sphragis）的10岁女奴，是用50德拉克马从巴勒斯坦买来并被送到孟斐斯的一家织布作坊做工。芝诺手下的奴隶多数是做看守、传信人、厨师等，很少在作坊中干活；即使偶尔有一些，也不是做工匠，而是在服务和管理部门当助手，如上述女孩就是为织布作坊兜售产品的[2]。
    公元前3世纪以后，随着托勒密二世禁止将被征服地区居民卖为奴隶的法令的推行，以及大规模希腊移民的中止，希腊人居住区买卖奴隶使用的一度喧哗逐渐沉寂下来。而随着托勒密政府高压税收政策的进一步实行，越来越多的埃及自由民（主要是农民）由于不堪重负而投靠神庙成为神庙奴隶，或者沦为国家的债务奴隶。当时他们必须交纳多种税金，如个人税、专业税、消费者税等，此外还要服各种强制劳役。
    由于术语的模糊性，我们不知道神庙奴隶和债务奴隶的确切数字和比例。神庙奴隶的使用范围局限在神庙内部，从事农业和各类手工业的劳动。债务奴隶主要是为政府服各种劳役，有时也从事农业劳动。许多农民曾因交不上农业税而做过暂时债务奴隶，从这一点上讲，埃及自由人中奴隶所占的比例是呈增长的趋势。
    三
    纸草文献对奴隶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描述，却很少提及他们的法律地位，总起来说，“处境悲惨”不是对这个时期奴隶生活情形的真实写照。在托勒密时期，大量辛苦低下的工作是由农民来承担的。一个中等家庭的奴隶比一个贫穷的埃及人境遇要好得多--尽管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说，后者是个自由人。在芝诺档案提到的日常供给中，芝诺本人，他的家人和几个显贵的奴隶得到白面包，而普通的工匠只得到黑面包[1]。此外，贵族家中的奴隶或者宫廷奴隶比小农场主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托勒密时期埃及的奴隶也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如上述芝诺档案中织布作坊的女奴可以上街兜售。该档案中还有一封写给芝诺的信，也反映了奴隶的行动自由：“卡里克恩（Kallikon）派了一个奴隶去赫拉克里波利斯（Herakleopolis）城买东西，他的名字叫奥尼希摩斯（Onesimos）。此外，托勒密奥斯（Ptolemaios）要求到你家去。买一件托勒密奥斯喜欢的斗篷和夏装，把它们交给奥尼希摩斯，让他带回来。因为你要很久之后才能将它们带回来，而托勒密奥斯很需要。事实上，如果在省里买方便，就不在这里买。”这里奥尼希摩斯扮演着往来于亚历山大里亚和赫拉克里波利斯城之间的采买的角色，这两地相距300公里。从上文可以看出他身上带着自己的食宿费和给主人买东西的钱[2]。
    只有当他作为物品被买或卖，或者是想离开主人时，奴隶才面对他的法律身份。由于逃亡，他们成了全社会追捕的对象。逃亡后的奴隶几乎没有任何退路，因此这是一种绝望之举。古代文学作品有不少关于奴隶逃亡的描写，但它们的作者本身就是奴隶主，不能客观地反映逃亡奴隶的真实处境。因此，就奴隶逃亡这一主题，有必要将古典作家的叙述与纸草文献中的记载进行比较：
    在古典喜剧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奴隶逃亡”的滑稽和扭曲的描写。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卢西安的《逃亡者》。剧中墨丘利（Mercury）神扮演三个奴隶的主人，他发布告示，悬赏抓获一个逃亡的奴隶哲学家：“如果有人看见奴隶帕弗拉戈尼亚（Paphlagonian），一个来自希诺普（Sinope）的野蛮人，他的名字源自“财产”一词，面色发黄，面孔瘦削，长须，肩挎一个乞丐包，穿着哲学家的长袍，性急，没教养，声音生硬，好争吵，举报者有赏。”在这一段里卢西安在挖苦当时非常著名的犬儒学派。黑海的希诺普是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狄奥根尼斯（Diogenes）的出生地，胡须是哲学家的典型特征，乞丐包（pera）和长袍（tribwnion）是当时流浪哲学家的时髦打扮，而奴隶的名字“金钱”则暗指这类哲学家对金钱的贪欲，虽然他们总是摆出一副将钱看作身外之物的样子。
    官方的“通缉令”与文学作品对“奴隶逃亡”的扭曲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25年Epeiph月的第16天，阿拉班达（Alabanda）的使节，克鲁西波斯（Chrusippos）之子阿尔斯托戈内斯（Aristogenes）的奴隶，在亚历山大里亚逃亡，他的名字叫赫蒙（Hermon），又名内罗斯（Neilos），是个来自巴姆布克（Bambuke）的叙利亚人，约有18岁，中等身材，没有胡须，脚腕强壮，下巴有个坑，鼻子左边有颗黑痣，嘴角左上方有个伤疤。他的右手腕上刺着两个外文字母。他随身带着三块铸造的金币，十个珍珠，一个刻着一个油瓶和Krabbers的铁项链。他身穿一件斗篷和一件短袍。将他带回来的人将得到2-3个铜塔伦；在神庙中指出他来的人得1-2个铜塔伦，如能指出他同时又找到旁证者，将得到3-5塔伦。自愿者可到政府办事处声明。另一个与他同时逃走的人叫贝恩（Bion），是卡里克拉提斯（Kallikrates）的奴隶，他是宫廷的上等仆人。他中等身材，宽肩细腿，蓝灰色的眼睛。他随身带着一个奴隶穿的斗篷和一件价值6塔伦和5000德拉克马的女袍。抓住这个人将获如上的赏赐，亦可到办事处举报。”[1]从其面积之大（31×14cm）和大写的字体来看，上述纸草是公共场所的一个告示牌，据纸草学家的考证，它张贴在孟斐斯附近著名的赛拉皮斯（Sarapis）神庙里。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该纸草发现于19世纪早期，由莱特尔伦（Letronne）于1866年初次发表，1927年，威尔肯（U.Wilcken）将该铭文收在他的著作《托勒密时期铭文集》中。它不只是涉及奴隶制，还包含着其他关于古代生活的丰富信息，因此是希腊纸草在古代史研究中重要性的很好证明。
    在另一份纸草文献中，一个官员以政府名义悬赏抓获逃奴基顿（Giton）：“一个奴隶刚从浴室逃走，他大约16岁左右，卷发，貌似柔弱，名叫基顿，如有人将他抓获或报告他的行踪，将获1000块金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