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后，不仅在西方，[①a]甚至在俄罗斯内部都出现了一批否定、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1994年11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题为“1917年10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试验”的讨论会，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在他的“主旨报告”中竟说：“尽管本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异常尖锐，但是俄罗斯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的。”[②a]次年，在《近现代史》杂志第1期上登载的《圆桌会议·近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A·N·尤涅尔说：“由于十月革命而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并未导致新的社会结构的确立或使之更加文明化。非但如此，它反而使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投入一种紧张的试验之中并确定地走向了失败。”总之，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不应当进行的，十月革命的成果是应当全盘否定的。
    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本来是由革命实践本身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否定论者既然旧案重翻，其势汹汹，我们也就有必要认真对待并重新探讨一番。不过，我们的讨论不能仅限于反驳这些谬论（仅限于此，则意义不大），而应结合几十年来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更进一步领会列宁有关十月革命以及因十月革命而引发的一系列深刻论述，以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十月革命“早产”吗？
    1917年4月4日（俄历），[③a]列宁先后在两个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提纲，会后他把这个提纲冠以《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标题，是即有名的《四月提纲》。列宁认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④a]这个提纲立即遭到了孟什维克的激烈反对。1917年4月6日，孟什维克报纸《工人报》载文，攻击列宁的提纲是对革命的“背后一刺”，使听者产生“革命转变为反动的悲剧”的感觉。[①b]4月9-12日，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第9-11号上发表文章，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因此列宁关于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的号召，就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②b]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最初多数人也不理解，有些人则坚决反对。加米涅夫在1917年4月8日《真理报》的一篇短评中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③b]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普列汉诺夫仍然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在俄国居民中占多数时，“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但它现在并不占多数。至于农民，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是“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④b]考茨基则在1918年出版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大肆攻击十月革命，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比做“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⑤b]上述这些反对十月革命的论点，概括说来，就是：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或者说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列宁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而首先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位于西欧的工业发达国家。“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b]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虽然不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它相对地比较集中，而且“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⑦b]“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⑧b]特别是，在1917年，还有一个列宁称之为“万能的‘导演’”，那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这次战争使沙皇政府的黑暗腐朽和野蛮压榨暴露得淋漓尽致，加深了资本主义危机，“要求各族人民立即作出选择：是死亡，还是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⑨b]另一方面，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指俄国革命者）”。[⑩b]以上是有利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在主观条件方面，俄国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坚强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领袖列宁；俄国工农群众还经历过1905年革命的“总演习”，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把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综合起来看，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夺取政权，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几年以后，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写道：“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①c]他还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②c]历史证明：列宁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苏联从1925年到1937年，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19.2%；“二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11.7%。苏联人民的“工业化奇迹”改变了苏联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缩小了苏联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一跃而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和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原来的经济基础是很落后的，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37%，美国为3.17%，日本为6.98%，印度为4.01%。同一时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44%，美国为1.87%，日本为5.95%，印度为1.7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更远远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979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为2.6%，日本为4.3%，联邦德国为2.1%，中国则为9.1%。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赶上发达国家，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