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产生神话的神秘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认为：“如果说，逻辑思维不能容忍矛盾，只要它一发现矛盾，它就为消灭它而斗争，那么，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思维则相反，它对理性要求是不关心的。它不寻找矛盾，但也不避免矛盾。”（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第1版，第449页。）原始人在理性尚未发育时期，将他们所感触到的现实都归结为神的作用。既然他们无力发现矛盾，也就相信所感即所见。在现代人看来是十足悖论的解释，原始人确信无疑。他们从不寻找因果关系，从不认为如果解释必须遵守逻辑法则。他们的原逻辑或非理性思维与其说不关心矛盾，不如说根本就不知道存在着矛盾。
    神话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与概念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尽管这些研究也如同科学假设，更加深入的工作有可能提出新的解释模式。），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神话与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的关系。原始人创造出神话，并通过口头传承讲述它，即进行神话叙述。这些神话随着未来生活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有所改变，然而神话叙述行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它为着某种目的而叙述。虽然神话是非理性的，但它的确是一种解释，只不过这种解释断然地将被解释的现象与某种神秘物融合于一体，从而实现现代意义上解释所追求的效果。
    神话是一种虚构，但如卡西尔所言，“这种虚构之物因其有用而令人爱不释手；并且，如果我们无意使它们化为乌有的话，是断然不可用严格的真理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6月第1版，第35页。）在不合乎理性真理的情况下，神话这种虚构物的用处就在于它使原始人获得了一种确定性。面对宏大的自然力，原始人不得不将诸多的未知物与神联系在一起。在杜威那里，神话叙述如果有用就将等同于真理。其真理性可表述为：原始人“寻求认识上的确定性的最后理由是需要在行动结果中求得安全”（注：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1月第1版，第28页。）。原始人将许多个人的神秘感受杂合在一起，排除现象的特殊性，凝聚成一个共同的神秘物，最后为它命名，便产生了神。一旦某个社会中出现了共同的神，社会传统便获得了一种重要的粘合剂。神话叙述的动机不仅在于为社会新成员提供某些神秘现象的解释，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确定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由此使新成员产生一种社会认同感。
    一旦神话具有保持社会传统的意义，神话叙述就拥有了一种原生状态的历史意识。它表现在：这种叙述对听者而言，不仅仅使它们获得了关于神的知识，还成了认知社会传统的方式之一。视神话为虚构不过是现代人以自身的真理观表现出的对神话的偏见。听者只有接受了那些表述着社会传统与历史的神话，相信它们具有真实性，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成员。因而对原始人来说，由于神话在内容上是真实的，神话叙述也就像现代历史叙述，起着保持社会一贯性的粘合剂的作用。神话叙述的这种功能使原始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无意识地继承着传统与历史，而这种叙述的普遍存在也证明了原始人有一种潜在的历史意识，即保存他们创造的传统和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神话叙述是一种原生的历史叙述。
    三 史诗、谱系、传记与仿效历史
    一旦我们对神话这种所谓的虚构叙述之社会功能有所认识，就更容易理解史诗、谱系、编年史、传记、叙事史所归属的历史叙述类型。
    史诗既属于史学，又属于文学。亚里斯多德认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注：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第81页。）史诗兼备历史与诗歌的特征，它是从神话叙述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叙述过渡的一种叙述方式。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史诗中的杰作。它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歌颂英雄的业绩。荷马史诗中的神具有凡人的性格，已不像原始宗教中的神那样至高无上。陈中梅认为“荷马的史诗世界里不存在‘盲目’、‘偶然’或和事态的正常及一般状态对比而言的‘偶发现象’。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事端和现象，如果不是人为的，便是神的手笔。”（注：陈中梅：《〈伊利亚特〉前言》，花城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7页。）将历史事件的发生看作是人或凡人化神的行为所致，意味着人已经从原始社会中神的全面控制之下获得了部分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得到初步发展。行吟诗人通过叙述史诗为凡人在情感、理智与信念上树立了榜样。如果说神话叙述使接受它的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认同并认知传统与历史，那么史诗在此基础上更重视劝导人们尊崇英雄、模仿他们创造传统与历史的行为；前者使人完全依赖于神化传统与历史，后者为人提供创制传统与历史的典范与法则。史诗中蕴含的历史意识就在于使人们敬仰先辈，促使自己效仿他们。
    史诗中的历史意识显示出人们更善于利用历史从而不愿忘却历史，因此过去越来越走近现实，而非远离现实。当人们不再将兴趣局限于神与英雄的过去，而开始关注自己的祖先时，谱系学便由赫西俄德的《神谱》转向关注普通人的“人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能看到，当历史人物出场时，作者都不忘揭示他们是某某人的儿子，并在叙述时非常注意各人谱系的明晰。希腊人对谱系的重视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先人的历史并非与现实无关，它可以给自己带来荣耀，也可以昭示耻辱，并且，那些在历史中能说明其谱系的人，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由此可见，无论是神谱还是人谱，谱系叙述的动机都是为了强化现实人物的历史渊源。在荣誉感的统治下，祖先的荣誉需要保持，耻辱需要洗刷，这必然为人们的现实行为提供部分动机。为保持荣誉，尤其是洗剧耻辱而产生的行为说明谱系叙述中包含的历史意识仍是以仿效过去为主，因为即使为了洗刷耻辱，人们仍是以过去的光荣行为作榜样，从而创造新的荣誉，构成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