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也呈现出两种文明传统的交错现象。一方面，希腊化诸王继承了东方原有的土地制度。土地在法理上归国家也即国王所有，国王的所有权通过税收、贡赋等形式确认。广大农村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没有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商业经济非常繁荣和活跃。商路的开通，统一货币的使用，新兴商业都市的出现，使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具有了国际性的意义。当时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从巴克特拉沿阿姆河一线，跨里海，抵黑海。中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塞琉西亚。中路还有一陆路，即从印度经兴都库什、伊朗达塞琉西亚，水陆两路汇合后再到安条克、以弗所。南路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培特拉，再由北转向安条克、大马士革、亚历山大里亚等地。（注：Strabo,Geography.C·71,73.Pliny,Natural History.VI,52,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详见W.W.Tarn,Hellenstic Civilization.London,1952.P241～244）即使北路如塔恩所言从未存在过，中、南两路的存在也足以将希腊化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城市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东地中海中的罗得斯、奥伦特河上的安条克都因商业而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大城市。公元前225年，罗得斯岛发生强烈地震，整个希腊化世界伸出援助之手。托勒密三世、安提克三世、塞琉古三世都慷慨解囊，赠钱捐物。（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台湾幼狮译本，第163页。）这是因为罗得斯城商业地位的重要使大家感到失去它的可惜。希腊化世界统一市场的存在及商业的纽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离不开交换媒介的统一。这时主要流行两种币制。一是阿提卡制，它为亚历山大采纳，流行于马其顿本土、塞琉古王国以至远东的巴克特里亚、印度西北部，另一种是腓尼基制，流行于埃及、罗得斯以西以至迦太基、西西里。阿提卡制最为流行，实际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的基础。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形成加速了各地产品的交换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市场上，可以看到阿拉伯的香料，塞浦路斯的铜，印度的金、胡椒，不列颠的锡，努比亚的大象，北爱琴海上西班牙的银，小亚的地毯甚至中国的丝。（注：E·M·Burns,World Civilization.New York,1982,P215）商业经济的发展除仰赖于希腊化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外，还得力于希腊商业冒险精神的推动。塞琉古一世曾派人考察里海海岸，调查将印度商品运往黑海的可能性。（注：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6～77页。）托勒密朝在公元前2世纪末开通了经江海直达印度的海上商路，马赛的希腊人彼提亚斯为探寻锡和琥珀的产地，沿大西洋海岸北行，几乎到达北极圈。他带回了关于那些地区居民、生产、市场的报告。（注：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1926,P375～376）这些探险的主要驱动力就是追求商业利益。当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属于消费型或奢侈型，本质是为希腊-马其顿人为主的上流社会服务的。它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为先导，也不可能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它毕竟构成了希腊化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希腊化”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混合因素最为明显。希腊人对名目繁多的东方神祗欣然接受，或把他们与希腊神等同，或赋予其新的功能与特性，作为与当地人共同崇拜的对象。托勒密朝创立的萨拉皮斯崇拜，就是从埃及的奥西里斯-阿皮斯崇拜发展而来，他的塑像显示了埃及神奥西里斯与希腊神宙斯、哈得斯的特征。（注：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New York,1992,P189）阿育王曾派人到5个希腊化地区传播佛教。（注：崔连仲等译：《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8页。）在印度为王的希腊人米南德竟皈依了佛门。（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论集部《那先比丘经下》记米南德向那先探讨佛教奥义后，“欲弃国去而行道”。他是佛经上唯一留下名字的希腊人。）巴比伦的占星术，在公元前2世纪传遍了地中海地区。犹太教的“弥赛亚”思想也在埃及、叙利亚、小亚产生。埃及的伊西斯女神传到希腊本土。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辉煌，主要原因就是希腊人吸收了东方的研究成果。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资料与观测手段，六十进位制，埃及的几何数学，印度的草药都为希腊人采用。造型艺术虽以希腊为主，但东方式的柱头、拱形结构也应用于希腊式的建筑中。犍陀罗艺术以希腊雕塑艺术之形表达印度佛教之神，更是希、印艺术与宗教的巧妙结合。哲学上斯多亚派最为流行，但唯其“更少希腊性”（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9页。）。它的大师多来自东方不能不令人猜测他们受到了巴比伦“天人对应”观与占星术思想的影响。文学上出现了一批用希腊语撰写本国历史的当地人学者，他们的编年体式著作给希腊化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血液--历史感。多元显然是希腊化文化的主要特征。
    文化上的多元如同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上的多元一样，源于希腊化世界的多元构成，然而多元并不意味着诸元均等。以文化为例，在宗教、科学以外的文化分支中，希腊文化的因素（特别在形式上）明显占着主导地位，而且文化的创造者绝大多数是希腊人。以地区为例，埃及与西亚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更具希腊化文明的特征。此外，多元并不意味着各种文明因素的杂然堆积。它们构成的文明混合现象固然因时因地有较大的差异，但统一性还是明显存在。政治上，马其顿、东方、希腊城邦三流合一，希腊-马其顿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机制；社会经济上世界性商业贸易与农村原有经济结构的并存；文化上希腊因素为主的文化形式以及内含于诸文化领域中的混合主义、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注：这里的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对于古典时代狭隘的城邦主义和公民集体意识而言，参见拙作《论希腊化文化的多元与统一》（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这里不再就此展开论述。）就是这种统一性在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上的具体体现。它标志着一个新文明即“希腊化”文明的诞生与形成。这个文明在地域范围和内容形式上与以前的希腊古典文明和东方诸文明均明显不同，然而这些文明的交叉渗透却是它赖以产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