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建国之初，也许没有谁能比汉密乐顿与杰斐逊对美国早期历史做出的贡献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国家体制，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两人在美国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这两位政治家的政见都大相径庭，历史学家围绕两人之争一直莫衷一是。
    美国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说：“这两个伟人之争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人之争，因为它关系着美国的过去与未来。”①
    然而，尽管几乎所有美国历史学派对汉密乐顿与杰斐逊之争都不惜笔墨，早期学派的著述却避而不谈。在乔治·班克罗夫特和摩西·沃伦等人看来，历史的特定目的和功能是“训导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公共与个人道德。”②因此，对这种有损国家与政府形象的事件他们在著述中尽量加以回避。
    直到19世纪中叶，在新一代“史学家”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当时的学者普遍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因此，这时的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因此，这时的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认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实际上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独立战争只是完成了美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但“革命尚未终结，直至20年后，才最终决定革命所要建立的不仅是共和制，而且是民主共和制，这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真正的问题所在。”③
    19世纪末，有少数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这场争论的经济背景。亨利·亚当斯在《杰斐逊与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一书中，分析了杰斐逊的经济主张，认为他“象弗吉尼亚人一样，不主张鼓励制造业和把人们集中在城市，想使美国成为象中国一样的国家。汉密尔顿则与之相反，极力主张推进制造业。”④“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也指出“从美国拓荒时起，边疆地区就对民主产生着影响，杰斐逊把分散的民主力量集中起来，他的民主有农业基础。”⑤
    亨利·亚当斯和特纳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史学的新变化，这与来自欧洲的史学影响有关，与美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更有内在联系。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由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和以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反映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史学的新潮流，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尔德继《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之后，又写了《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继续采用集体传记的历史调查方法，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经济根源进行分析，他认为两者的斗争反映了“土地和制造业集团，资本主义与农业的对立”，汉密尔顿的政策“大体上是与农业对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些政策构成了明显的交易：由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支持政府，政府则采取尽量增进其利益的政策来作为回报。”⑥与此同时，维农·帕林顿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得出了与比尔德大体相同的结论，认为两者之争，“至少可以部分地肯定为魁奈与斯密、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冲突。”⑦
    比尔德等“进步学派”史学家的著作影响了美国史学达40年之久，直至50年代，其统治地位才被动摇，美国史学中存在的“抑汉扬杰”倾向也有所改变。例如，理查德·莫里斯充分肯定了汉密尔顿的历史功绩，指出：“汉密尔顿想使美国成为伟大的工业巨人。”⑧路易斯·哈克也认为“汉密尔顿的全部计划是为在美国建立资本主义企业”。⑨杰斐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落后农业经济的代表。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杰斐逊主张的农业是“非商业、非货币、自给自足农业的反映。”⑩
    然而，60年代初，新左派历史学家威廉·威廉斯对汉密尔顿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汉密尔顿不过是重商主义的传人，尽管他有一个关于制造业的著名计划，但从未把制造业作为经济的内在的部分加以推动；而杰斐逊既不是重农主义的不变信徒，也不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的毕生事业可看作一个重农主义者用重商主义的手段去实现封建的乌托邦。”（11）威廉斯的上述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布列斯特·米切尔也认为，汉密尔顿是重商主义的传人，“他被错误地看作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信徒。”（12）但是，60年代中期“新史学”诸派的兴起，使这一争论未能深入下去，由于“新史学”更注重对思想、文化、经济及社会史的研究，更注重对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及以往被忽视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象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样重大课题反而受到冷落，出版的著作明显减少。
    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反思，特别是对伯纳德·贝林为首的“共和修正派”关于美国革命思想来源观点的质疑，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又被重新提起。1967年，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一书中提出，洛克的思想在独立前的北美并非占统治地位，杰斐逊等美国革命者主要受了英国反对派的思想影响，而这些影响不过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马基雅维利一脉相承的“古典共和思想”。戈登·伍德、J.G.A.波科克进一步论证，英国反对派“乡绅党”（Country Party）对杰斐逊共和党人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博林伯罗克在反对“宫廷党”（Court Party）斗争中提出的反对腐败、银行和常备军的主张是他们的直接思想来源；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则直接继承了“宫廷党”的衣钵。波科尔进而明确指出，18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是英国“宫廷党”与“乡绅党”斗争的继续。于是，一些学者认为杰斐逊的共和党象“英国的乡绅党一样把过去而不是未来理想化，他们害怕巨变，特别是大的经济变迁，并且无视向更新和更现代的商业社会转变的必然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