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阿普尔比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由派说”，她反对将英国“宫廷党”与“乡绅党”斗争的模式套用于美国历史中，特别反对把杰斐逊视为反现代变革的“乡绅党”的继承者。她指出：如果把杰斐逊看作“古典共和派”，那么怎么解释其执政后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具有前现代思想的人难道不主张建立前现代社会？她认为，美国早在殖民地时便开始了政治现代化过程，出现了激进个人主义、乐观物质主义和现实利益政治的趋势，杰斐逊及共和党始终代表了这一新趋势。因此，杰斐逊不是“在与现代性对抗中的失败者，而是在政府如何服务于公民的斗争中的明显胜利者。”（14）
    有的学者试图从中调和两派的观点，兰西·班宁认为，“共和修正派”虽然正确指出了英国反对派对美国第一次党争的影响，但却过分强调了杰斐逊思想的古典成分，低估了其历史进步性；阿普尔比的“自由派说”虽对此做了有益的纠正，但对杰斐逊的评价却有过头之处，他认为两派观点的对立除了因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史学研究的方法所造成的，由于历史学的分支越来越精细，研究课题越来越狭窄，以至造成有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宏观研究与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观研究脱节，并使历史学家之间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15）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论争置于美国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对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消除学者们因各持一端所产生的争执。
    在以往历史研究中，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些研究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但所作的解释却又都不能令人满意。以鲍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角度将这场争论看作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因袭了杰斐逊本人的说法，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并非是反民主的专制主义者。比尔德从经济角度提出问题，实际是用类似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政治冲突背后的经济根源，从而深化了对这场争论本质的认识，然而，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他的经济解释过分拘泥于统计资料反映的实际和眼前利益，反而把各种因素错综交织的斗争过程简单化了。波科克等“共和修正派”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反对派对美国政治家的思想影响，从而丰富了对这场斗争思想渊源的认识，但将英国政党冲突的模式套用于美国的政党斗争却显然是牵强的和非历史的。于是，一些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一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代化”一词越来越频频出现在美国历史著述中，并逐渐在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为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提供了新思路。透过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争论的细枝末节，将其置于美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并非一般性政策争论，也不仅仅是个人与派别之争，而是关系到美国建国后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争论。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斯和亨利·康玛杰所指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可以“概括为美国过去是怎样一个国家及其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16）由于各种原因，这一重要问题在以往美国历史研究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有些美国历史学者对以现代化方法研究历史老问题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用现代人的思路来解释发生在18世纪的历史事件未免过于牵强。此论初看似乎不无道理，但细加思索却不尽然。因为现代化研究或发展研究虽然是二战后才逐渐衍生的新兴学科。（17）其研究重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问题，但人类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却并非始于当代。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便开始探求国富民强之道。如果说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以及重农学派的学说还是以较为粗俗形式提出了早期发展理论和政策，那么，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则以颇为完备的形式系统提出了古典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对当时西欧各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无疑也受到了影响。在18世纪末年，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着许多与后来发展中国家相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汉密尔顿在与杰斐逊争论中提出的政策后来又被一再提出的缘故，也是为什么这些政策对李斯特后发国工业化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美国是在南北战争后全面推进工业化，进而步入现代化社会的，但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则始于建国之初。从联邦政府成立到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是美国确立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不但工业化的方针得以基本确立，而且，政治制度和联邦体制的基石以及社会发展的基调也初步形成。汉密尔顿与杰斐逊有关建国道路的争论对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美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这场争论有助于探寻美国现代化的起源。不仅如此，由于这场争论发生在美国工业化启动时期，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各种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两人在争论中提出或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
    从上述新视角来重新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不但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美国早期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这场争论起因与本质的认识，而且还能克服长期以来中美史学界在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研究上不同程度的“抑汉扬杰”偏向。这一史学偏向的出现与以往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
    综上所述，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中，美国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过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但其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以现代化的思路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是目前研究的新趋向。尽管现代化历史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方法也还很不成熟，但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这一学术新动向也表明：在美国史学领域，现代化已日益成为代表史学研究方向的新的学术成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