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汪精卫发动政变后，胡志明被迫从中国逃往苏联。此后三年里，他受共产国际委托，曾去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后在泰国东部的越侨聚居区从事地下工作。胡志明的离去导致青年革命同志会分裂。以陈文宫为首的北圻（即越南北部）圻委强烈反对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的温和路线，主张成立正式的共产党，以工人为党的主要成分，以阶级斗争取代民族独立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他们的主张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制定的左倾路线基本相符〔10〕。1929年5月，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举行首次全国代表会议， 北圻代表团关于解散该会、成立共产党的建议未被采纳，陈文宫等人遂独自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一举动促使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其他一些会员在南圻建立了安南共产党，而1926年由秘密会社演化而来的新越革命党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则组织为印度支那共产联团〔11〕。三个共产主义组织互相指责，甚至认友为敌。
    受共产国际委派，胡志明于1930年1月从泰国赴香港， 召集印支共和安南共代表开会，要求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为越南唯一的共产党，定名为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和共产国际的威望使这一要求迅速得到接受。未出席的印支共产联团不久后也同意加入越共。一个由9 人组成的越共中央常委会建立起来，由前不久从苏联受训回国的陈富任总书记。同年10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越南、老挝、柬埔寨“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联系密切”为由，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尽管胡志明本人不赞成这么做〔12〕。
    二、探索本国革命的道路
    印支共在建党初期，处于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之下。胡志明在党的统一会议期间，撰写了党的行动纲领。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表明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团结中小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爱国力量完成民族解放事业。但是，这个正确纲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13〕。1930年10月党改变名称时，按照共产国际六大纲要，制订了新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纲领”。它把土地革命置于反帝斗争之前，把阶级矛盾当作越南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没有提到民族矛盾。它还将所有“封建地主、资本主义”同殖民者并列，作为革命的敌人〔14〕。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志明先后在香港坐牢，在厦门、上海流亡和在莫斯科的几所党校中任教，他的思想和主张则被印支共领导贬责为“民族主义”、“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主义”〔15〕。
    20年代末30年代初越南的社会经济恶化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因。1929年起，经济危机从美国逐渐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殖民地化的越南遭到空前灾难。农产品价格暴跌引起大批农民破产和土地荒芜，法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抽走资金导致失业工人剧增。原先的穷困和苛税负担由于经济危机的额外打击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人民的反抗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共产国际认为，越南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印支共必须准备领导工农夺取政权。据此，印支共决定在全越发动“鲜明的独立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直至“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暴动”〔16〕。1930和1931年，在印支共的发动和领导下，越南全境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工农斗争，其主要形式为罢工、示威游行和暴动。
    中圻的义安、河静两省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那里，形成了著名的义静苏维埃运动。这个运动自1930年5 月初荣市郊外一家火柴厂工人罢工开始，由城市蔓延到乡村，经历了从示威游行、武装暴动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会、农会、妇女解放会、反帝青年会和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取消旧捐税等社会措施在苏维埃政权主持下得到贯彻。但在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可以团结的富农、中小地主、中小资产者成了打击的对象，一些所谓“右倾”或“态度模糊”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其结果，是工人和贫雇农逐渐陷于孤立的地位〔17〕。
    尽管义静苏维埃运动是在印支共中央关于全越革命的号召下爆发的，但它对这个运动的发展趋势不无担忧，在1930年秋曾批评了中圻圻委冒险主义的盲动政策。但与此同时，它采取宁左勿右的做法，未采取坚决的纠正措施〔18〕。事实比印支共中央预料的更糟。法国殖民当局在镇压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后，对义静两省进行残酷的清剿。党组织过左的社会政策和宁死不退的绝望举动只是加剧了牺牲。被杀害、被逮捕的党员和群众数以万计。中央委员会和各圻委的绝大多数成员下狱，其中有些（包括总书记陈富）被拷打致死。越南革命力量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革命低落并未使共产国际改变它对印支共的指导方针。如同当时在中国的情况那样，失败反而使左倾路线变本加厉。中央组织受到的巨大破坏促使国际更多地向越南派遣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一些留苏学生，接替已被捕或被害的具有较多实际经验的领导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党的左倾。党中央片面强调城市斗争和党员的工人成分，贬低农民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仅明确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归入反动阵营，而且要求摆脱小资产阶级。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被指责为“知识分子和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幻想家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尽管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巩固党组织，纠正政治路线，印支共中央却仍照旧号召准备暴动〔19〕。
    国际形势的变化给越南革命注入了生机。1935年，德日法西斯的兴起导致共产国际在其七大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纲领，即在各国建立包括所有进步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印支共领导人黎鸿峰在出席这次大会后，回国主持修改党的路线。党开始争取团结其他爱国党派和反法西斯人士，认识革命的阶段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注意从工人以外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吸收党员。另一方面，1936年5 月社会党人莱昂·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国上台，导致殖民当局的高压政治有所缓解。许多党员被释放出狱，党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权利〔20〕。
    就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而言，人民阵线时期的主要限制一是不反对法国殖民统治本身，二是不进行武装斗争。法国人自己取消了这些限制。欧战爆发后，殖民当局宣布印支共非法，大肆逮捕其党员，这就促使印支共再次修改政治路线。1939年11月上旬，在嘉定省霍门村召开了党的一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努力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以革命方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21〕。不到一年，纳粹傀儡维希政府在法国粉墨登场，并同意日本驻兵越南北部，这就更突出了六中全会决定的合理性。显然，越南共产党人经过代价高昂的艰苦探索，开始踏上本国革命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