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与越南革命(1920~1945)(4)
日军政变客观上削弱了反革命力量。法国殖民机器顷刻瓦解,而需准备全力对付反法西斯盟国的日军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因而广大农村成了留待越盟填补的“势力真空”。另一方面,日军政变简化了革命的对象,使越盟更明确地成为东亚反日阵营的事实上的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争取反法西斯盟国的虽然为时短暂、却相当重要的援助。几乎同样重要的是,1944年农业严重歉收后,1945年初红河流域发生大洪水,而日军大量囤粮以作军用的政策更加剧了洪水造成的饥荒。据估计,北部饿死的人数达200万之多〔28〕。 民不聊生构成了革命危机的重要方面。 日军政变后,胡志明指导印支共中央常委会发出“日法火并和我们的行动”的指示。根据该指示,越南民族解放斗争自此进入迅速准备总起义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在农村迅速发展游击队、群众组织和根据地,在城市建立各个秘密的解放委员会,以准备城市起义和接管城市行政〔29〕。一位历史学家正确地解释说:“实际上,印支共的战略是要求举行两阶段的起义,首先是在革命力量比城市更扎实的农村进行毛泽东式的夺权。然后,以农村为基地的队伍将进至大城市外围,以援助城市革命力量在敌人营垒的心脏进行革命接管。”〔30〕 按照胡志明和印支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宣传队和救国军分别向南向东扩大战斗区。4月中旬,两部合并为越南解放军。 由武元甲为首的北圻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解放军开展抗日游击战,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实行分配公田、分配殖民者与越奸财产等社会政策。1945年6月,越北所有六省的解放区联成统一的整体,占地近4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86万。越盟由此占据了进入红河三角洲的跳板。部分地区由于胡志明的努力,美国战略情报处和自由法国联合派员于7 月中旬抵达越盟总部,随后近5千件美制武器被空投给越盟〔31〕。 这一合作既大大改善了解放军的装备,又将使越盟在未来的总起义中能以同盟国盟友的姿态威慑日军,促其采取中立态度。 大规模动员群众是胜利的关键,而满足群众的急需则是实施动员的前提。越盟抓住饥荒这一千百万人民面临的头等问题,于1945年3 月起发动夺取日本粮仓的斗争。广大群众响应越盟号召,抢粮运动席卷北部各省。越盟通过这一运动赢得人民拥护,同时又借此把人民动员到准备总起义的潮流中去。“先前的任何事情都未像粮食问题那样推动和团结了整个民族”〔32〕。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能否在盟军进入越南以前夺取政权,关系到越南民族事业的命运。8月13日至15日, 印支共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按照这一考虑决定立即举行总起义〔33〕。8月16日, 越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举行总起义,并选举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拟作为全民选举前的越南临时政府。胡志明最后一次用阮爱国之名向全国同胞号召:“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让我们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34〕 8月17日,河内郊区的越盟组织行动起来,迅速实现了革命接管。 同一天,日军政变后建立的保大傀儡政府试图动员大量吏员维护旧政权,但越盟有效的政治宣传使这项企图顷刻化为泡影。在越盟武装队伍和大批革命农民入城后,8月19日上午在河内市巴亭广场聚集了20 万起义群众。午后,夺取河内政权的起义正式开始,日军的中立和保大政府的软弱无力使起义迅即胜利。在越南北部其余敌占区和中部的一些地区,也爆发了越盟领导的起义并取得了成功。特别在顺化市,起义队伍达15万人之众。在南部,印支共组织虽然到1943年才逐渐恢复,但由于有效地将原先由日军组织的大规模群众团体--前锋前年团争取到越盟一边,因而得以成功地在西贡及其周围省份进行了起义,尽管在那里建立的新政权后来远不如在北部牢固〔35〕。8月25日,保大正式逊位。 三天后,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按照胡志明旨在尽量扩大政权基础的主张,临时政府虽然以越盟成员为主,但也包括了若干非越盟的知名人士。甚至保大亦受邀请,担任政府“最高顾问”〔36〕。9月2日在巴亭广场,胡志明向50万群众宣读了下述言辞结尾的越南独立宣言: 越南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越南全全民族坚决地用全部精力、生命和财产来维护这个自由、独立的权利!〔37〕 这最后一句将代表此后近30年的越南历史。 四、胡志明及其领导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 胡志明及其战友是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属于一个具有反抗外来统治、同时却处于这种统治下的民族,渴望恢复独立和尊严。与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似,他们多数出自传统文化瓦解较慢的中圻和北圻内地,而且很大一部分出身于文绅家庭,因而有可能较多地了解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具备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从现代西方思想中吸取了许多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观念。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并且指示了越南民族解放的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他们能成功地动员广大农民克服村社和宗族等狭隘界限,成为赖以赢得独立和在越南奠定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农民民族主义”力量〔38〕。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还同强烈的民族统一意识紧密相连,法国分裂越南的企图成了八月革命后抗法战争的主要起因之一。尽管统一会由于各种不利因素而推迟,但胡志明及其追随者从不承认南北分裂的合法性,从未放弃实现统一的决心和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分表现了越南民族的一个基本心理特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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