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代”革命不同于传统革命的感性诉求（“不平则鸣”，“揭竿而起”），它在精神意向上已经非常明确。一方面，哲学理性主义提供给革命整体筹划的思路，使得“革命”变为全盘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哲学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敏感，对原始人性的美好追忆，又促使人们向往纯朴自然，抵抗布尔乔亚情调。法国启蒙哲学的主流贡献了前者，而从启蒙哲学分流而出的卢梭主张后者。但是，两个方面似乎两柄利刃，雕刻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塑像。而直接充任革命领袖的罗伯斯庇尔则可以说是以后者为目的，以前者为手段。
    其次，不同于传统革命，“现代”革命的道德主张虽然仍旧是革命的主调，但是，政治抉择的重要性，已经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传统革命仅以其道德理想（如“均贫富”），就可以获得人们的尊敬或认同，而“现代”革命则还必须以其政治安排，来为革命注入影响其成败、制约其历史定位的稳定的制度力量。革命已经不再是单纯道德冲动的产物。
    再次，区别于传统革命疏于制度建构，以“轮流坐庄”就可以持续激发革命动力的状况，“现代”革命既要激发大众参与，但同时又要以某种程序安排来安顿各种政治力量。“公意”重视的是前者，但其区别于“众意”的指向，已经有将思考重心移向后者的迹象，而法国大革命在建构稳定制度上的努力与革命恐怖的并存，证明了“现代革命”的稳定制度建构（代议制、程序化民主），是一件难度远大于“起而革命”的事情。
    第四，与传统革命相异，“现代”革命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发展的取向。而且，这种发展具有目标明确、筹划周密、可以理性计算的特点。它不像传统革命那样，在文化期待上，要么流于朦胧展望的“乌托邦”，要么失于一心复古的机械重复祈求。但是，发展仍然是一种预期，“预期”不如“既有”的心理可靠性强。卢梭景仰纯朴，又疑惧伴随发展而来的繁荣，同时他又呼唤“革命”，这显影了“现代”革命的文化矛盾。
    最后，“现代”革命凸显的理想与现实，幻想与际遇的矛盾，明显强于传统革命。传统革命的目标是朴素的，就是为了过好日子。仅仅这样的朴素目标，就可以作为社会动员的方式。因此，介入革命的大众可以容忍、甚至羡慕领袖的奢华生活，但是，“现代”革命要求领袖人物必须是理想主义的，因而生活上必须是禁欲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个人与公共矛盾的张力必是凸出出来。丹东作为革命的牺牲，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连环结，使我们不能简单否定或片面肯定它。
    3、革命：正当性与成败基准
    就一次社会大革命本身而言，它的发生，就说明了自有它发生的正当性依据。但是，评断革命的正当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发生学问题。其革命理念的累积与影响的连续、革命的成果，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判断其成败的基本标准。从而，在革命的类型学意义上，对其进行评价。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前者是事件审视，是近距离看革命，是同情地看革命；后者是结果追究，是远距离看革命，是批评地看革命。因而，前者讲继承，后者为超越。前者重辩护，后者取批判。
    历史地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史，应当说有两条必须同等重视的线索。
    其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线索，这条线索上，自然有法国当时的经济利益冲突、阶级之间的紧张之类的“前史”。但是，更主要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尤其是判处路易十六和丹东死刑的事件。革命恐怖的扩大化，自然是革命领袖的过失。但是，以攻占巴士底狱和处死路易十六而言，现代西方学界，尤其是法国学界认为是完全必要的：巴黎民众本是到巴士底狱外请愿，但守卫士兵却开枪相对！人民的生命权受到威胁，哪里还能期望改良。而路易十六本是法国民众、甚至学者们改革的寄托对象。但是，握有权力的国王却逃出巴黎，与革命对立，“自作孽不可活”。在革命的临界点上，控制局面的主动权一向推在权势者手里，但权势者总是不愿意让度些微既得利益，与人民妥协，他们总是对历史作出迟钝的反应，直到成为革命对象。
    其二，是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史线索。从现代化的源流上看，法国依然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英国这样的“原生”现代国家，是法国可以参照的榜样。因此，像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力引荐英国的现代哲学观念和政治理念。但是，后发现代国家因此而有观念上的压抑感，同时，由于“原生”榜样的典型性，使得后发国家的同样改革，面临自觉抉择与社会自发进程之间的紧张。因此，社会动员又变得重要起来。但是，源自英国历史自然进程的权利哲学和代议制度，以及更深层的经验理性，与法国的需求，又有脱节之感。这样，伏尔泰等人的倡议，就不如卢梭的主张有力：诉诸别人，不如反求诸己。主动的、全面的革命，就成为最有号召力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理念，就比“生命、财产、自由”的政治要求，更有感染力，洛克的经验理性进路，自然也就比不上笛卡尔的在“白板”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