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辩证地看，在发生上具有正当性的革命，却保证不了它在延续性上或类型意义上的合理性。换言之，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不是革命达致目标、获得成功的守护神。从这个角度讲，为革命辩护，就不如为革命“更化”紧要。
    革命“更化”的问题，就是一个“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问题。适度的革命暴力，是革命的有限过程的必须。但是，在摧毁了漠视人民权利、自置于革命对象位置的权势者之后，如何建构起足以捍卫人民权利的稳定制度，就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倘仍旧死陷在“革命”的洞穴假象之中，以“不断革命”来满足一种心理上、道德上的激情需求，那么，革命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另一场断送革命的历史活动因此展开。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手里的续演，其历史结局就是明证。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判断法国大革命成败的轴心问题。这比“现代性”反思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信念、启蒙内蕴的追索，更为重要。这是一个“政治现代性”问题。但是，革命领袖没有能够引导法国人民在革命中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主要是因为没有明确革命的限度。关键症结，是没有找出达到政治理想的政治制度。一言以蔽之，失之于未能“更化”。
    “自由、平等、博爱”源自人的天性。法国大革命赋予其现代性品格。但是，在“现代”条件下，即在大型社会、复杂结构的当代世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则必须完成法国大革命未竟的四重转换，才有可能。
    其一，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革命中的“人民”，是指与革命对立的少数“敌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革命后如果仍然以笼统因而势必抽象的人民作为政治轴心，那就不清楚保护谁、打击谁，也就不清楚人民如何可以直接当家做主人。只有将人民定位为公民，人民的自由诉求才可能有法治化保障。蜕去“人民”的神圣色彩，广大公民才能成为权利主体。
    其二，从自由意志向政治自由的过渡。自由意志是观念形态的。一个在社会上受奴役的人，在意志上可能是自由的。一个假个人意志自由的人，可以以自由为名奴役别人，如法国革命名人罗兰夫人所讲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但政治自由是制度形态的，它以“免于……”为陈述方式，以限制权力为基本取向，以规范政治生活为大致目标，以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为捍卫对象。这是一种真实的观念与行动自由。
    其三，从平等诉求向制度轨制的滑动。平等可以是绝对的，即不论任何条件差异，人人均感觉受到平等对待。平等也可以是相对的，即在机会公平的情况下，达到“维齐非齐”的平等。法国大革命倾向于前者，而由制度保障的相对平等侧重于后者。
    其四，从博爱渴望向社会宽容的迁移。“博爱”的理想状态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是，这种理想落实为现实，只能达到“合理利己即是利他”的状态。理解他人的价值取向，尊重他人的生活选择，容忍法律限度内他人的心灵积习，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和谐生活、免于敌视的条件。
    4、在革命的临界点上
    革命的正当性深植于其发生史，革命的成功，则端赖于制度化的努力。这都是在革命的既存事实上的分析。但是，从革命的临界点上看，问题又不同。
    “革命的临界点”，即革命已经具有了发生的一切观念与行动条件，但即将发生却又尚未发生之际。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在1780年代，倘若国王路易十六统治集团识大体，明趋势，而愿意坐下来与人民妥协，权力与权利的衡平机制，不是不可能建立的，那么，1789年的革命也就消逝在临界点上了。因此，革命的临界点是对一个危机时刻的形容：权力体系和既有轨制到了危险边缘。权势者改弦更张，则化解危机；权势者作茧自缚，则可能丧权失命，爆发基于“人的权利”的革命行动。可以说，革命是危机的产物，但是，危机又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关键在于，权势者能否以尊重人民权利为导向，化解革命危机，走向理性政治、制度化的轨道。
    一方面，人民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权利的正当性，这是不证自明的。另一方面，率领革命的导师与领袖，也当明确革命发生之后“更化”的重要性，不能以新的不妥协累积不断革命，导致“革命灾变”，发生革命发动者被革命的“革命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