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垄断的力量角度看，它反映了社会中下层的意志。这种力量表面上反对垄断的集中化，而实际上它是从更高的角度和水平，来干预、调节、控制和管理那些相对分散和孤立的垄断，其实质是社会和国家高度的集中化。所有这些，形成了法西斯运动的基础并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约从1895年起一个中小业集团明显形成，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这个集团限制工业和才力的集中（大银行的影响），限制垄断”（注：（德）卡尔·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41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且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在十九世纪也对手工业作出了黯淡的预测。它被视为一个随着大工业的必然发展而要被淘汰的经济部门。这一点对手工业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的自我理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不断发展的大工业和扩大着的工人组织之间受到限制的手工业阶层，看到它的经济存在受到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时他们极力抵制一种他们认为会迫使自己降为产业工人的发展过程，而在当时很多人把产业工人理解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倾向于期望国家保护他们不受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侵犯。在经济存在和社会存在方面受到威胁的这种感觉，决定了他们盼望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救星和援助者。”（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5-306页。）这里大段引文中谈到的中产阶级及其思想，实际上就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改良思想。正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启动了德意志工人党及其初期活动。这一政党和活动在希特勒的继承和改造下逐渐演变成法西斯的运动。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中，保护小资产者利益与反对大资本、与反对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联系的，这一如该党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所宣称的那样：“德意志工人党全力反对高利贷者和乘机抬高物价者。”“提高手工业者的地位，应该以大资本为代价，扩大和巩固中等阶层。”（注：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我们反对犹太人，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拥有资本的人，而是因为他有意地阻挠反对资本的斗争，……我们反对犹太人，倒不是说他是唯一的放高利贷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人口中虽只占百分之一，但在放高利贷者中却占百分之九十；……”（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2-103页。）在继承和改造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活动的过程中，希特勒又再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充分利用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推动了纳粹党的形成和发展，也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希特勒宣称：“现在经济的异常发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会等级的变化，小规模的手工业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太容易维持他们的生活，于是被逼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了”，“而维持我人继续生存的民族及其组织--就是国家”，“因此这个新兴运动的同志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种运动的任务，是在使工人们脱离愚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的社会中使他们解放出来，……”（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3、128、133页。）。法西斯的这种辞令，极好地迎合了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大资本排挤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要求，使法西斯运动得以在其中滋长蔓延。而正是法西斯运动中以施特拉瑟兄弟为代表的思想，为希特勒及其主流派的合法上台，争得了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众甚至相当一部分工人的选票和支持。
    三、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与法西斯上台
    本世纪以来德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无数历史机缘，都汇成了一股推动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其中三十年代大危机及其所反映的一般垄断弊端，则成为法西斯最终掌权强有力的催化剂。
    战争与战败均推动了德国社会上层与中下层对集中化趋势的要求。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德国社会形势，希特勒称：“国家--不但不能日进于安全，反而日见衰败了，旧帝国的光荣灿烂，也不能掩住了其内部的衰弱，而振兴帝国的一切企图，次第的宣告了失败。这都是因为不注意这重要的问题（指国家）的缘故。”（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8页。）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的混乱局面，因此， 纳粹党在其二十五点政纲中强调“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在1919-1920年的德国，比起1914年以前稳定而安全的德国来，反犹口号更容易得到响应。1914年以前，只有某些社会集团感到受犹太企业主或放债者的威胁或剥削。而在革命后，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就受到威胁了。战败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计；很多难民从割让出去的领土涌入德国，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凡尔赛条约又使中产阶级破产，并使他们最后的安全感毁灭了。”（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2页。）这种情况，使强权国家和民族主义在集中化的问题上高度结合起来。
    在这种高度的结合中，资本的力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使魏玛国家成为“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 ）。这又形成了法西斯上台的一大机缘。从1924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化要求也日益发展。在国家强制卡特尔化政策的推动下，1922年全德有卡特尔1000多个，而到1930年增加到2100多个。在二十年代中期，德国约有2500个辛迪加，国家垄断资本的“国有企业”资产高达数亿马克。资本的这种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魏玛国家的政策。早在“1919年12月，德国工业家中央同盟联合会与工业家同盟合并为德国全国工业同盟，并与德国企业主同盟联合会共同在幕后操纵政府”。1920年6月，垄断资产阶级为干预政府的经济政策， 又建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其占统治地位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注：朱仲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到了不得1933年6月， 德国教会联盟署在关于德国形势的阐述中，便将魏玛国家集中化的趋势与法西斯集中化政权的关系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近代20年来，德意志人民一直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政府意欲在国家、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巨大的组织和精神努力，将我们民族生活中没落的制度重新塑造成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权力机构所采取的措施是强硬的。”（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表明，一般垄断相对孤立和分散的生产和管理，已严重不适应社会化生产过程对集中化的更高要求。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1928年自由工会便提出，共和国的经济应建立一种“公共经济”，“它享有支配劳动力和个人消费的最高权力”，应该走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9-320页。）而一旦大危机真正袭来，魏马共和国的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便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进而极其自然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和国家干预过度，希特勒法西斯集中化政权的上台便成为偶然中的必然。“从1930年起，德国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比起1923年的通货膨胀危机来，这场危机持续时间更长，从某些方面来讲更严重。失业数字急剧上升，从1930年的二百三十五万八千人增至1931年12月的五百六十七万人和1932年2 月的六百一十二万八千人，其中半数以上没有得到任何经常救济而只有所谓‘福利’补助，这完全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9-150页。）工业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在1930年1月抱怨说：“破产的数字不断上升，1929年头十一个月已达到八千九百五十家，这早就超过了前一年（即1928年）头十一个月七千三百六十家的数字。”（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5页。）《格丁根日报》于1930年8月28日报道说， “八千零三十五家（钢铁）企业中已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家停止生产：一百五十家要倒闭”。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央党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在1930年3月11日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人人都感到软弱、无能。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显得软弱无能。”“我一直认为议会无法解决其严重的内政问题，如果有一个独裁者能维持十年之久，这是我所期望的。”几天后他又写道：“独裁！让我们自己掌握命运吧！”（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但是，决非因此统治阶级便做出了明确的预计要建立一种法西斯制度的决定，而是对权威统治的多种模式进行了讨论，甚至进行了试验。”（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这种试验，便是面对“经济似乎不在会繁荣，年迈的总统束手无策地不断更换总理”（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6页。）。正是在这种政府的不断更换中，魏玛国家大踏步地走上了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中央党领导人之一博尔茨的信件写就后不久的1930年3月30日， 该党海因里希·布吕宁“权威的总统制政体”登台亮相（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在对待法西斯的态度上，布吕宁亲自对其亲信说，符合“德国的利益的是，不要让这个运动承担政府的责任而太快地耗尽它的力量”（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6页。）。至于弗朗茨·巴本，其本人早在1931年就提出必须从布吕宁“隐蔽的独裁”中彻底放弃民主的门面，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上的独裁”，提出必须“争取和明智地合并民族右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1页。）。1932年6月1日，巴本自称的“民族集中内阁”成立，其意图是“专制地领导”（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页。）。 从此军国主义的势力和试验进一步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32年12月3日，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5页。）试验的库特·冯·施莱歇尔上台。其上台后不久，便制定了“走向新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的紧急纲领。而正是这个纲领，成为“那个在第三帝国得到充实的体制的开端，国家在这个体制里，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起着决定一切的订户和顾客的作用”（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