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前波兰领导层中固然存在思想分歧，可是在如何控制国内舆论方面还存有共识，而此时他们却陷入了迷惘和争论。当党内高层对斯大林化进行历史反思和理论争鸣时，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上的改革力量日甚一日地急剧发展。不仅遍及全国的政治俱乐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大胆和深入，而且广大工人群众纷纷加入到要求改革的队伍中去。华沙等地的一些大工厂中不少受过高等培训的工人党员干部开始穿梭于政治俱乐部、高等院校与工厂之间，成为沟通新观念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3月12日， 列席苏共二十大的波党总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死亡。为了控制被认为业已偏离轨道的波兰局势，赫鲁晓夫亲自飞抵华沙，安排他自认为坚定追随苏联的奥哈布继任波党总书记。奥哈布上台后马上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在对待苏联方面，他一再表示要竭力维护波苏团结，并且指责波兰国内的批评者是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3页。 ）他的这些言论使苏联领导认为波兰局势已得到控制。然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奥哈布却表现了顺应改革潮流和争取内政自主的魄力。他公开承认党和政府在滥用保安部门等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宣布哥穆尔卡已获释放并恢复其名誉。接着，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明举措，包括宣布局部大赦，免去波党最高层内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卫士之一伯曼的职务，罢免同样不得人心的文化部长，使新闻界得到虽然有限却是空前程度的自由，官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并开始允许波兰人接触西方社会。（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 Departmentof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172-173页；戴维斯：《上帝的游戏场--波兰历史》（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Poland），第2卷，纽约1982年版，第584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3 -244 页； 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David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费城1961年版，第338页；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195页。）
    然而，奥哈布对社会改革要求的这些有限顺应不仅未能满足，反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们的变革情绪。6月下旬，爆发了著名的波兹南骚乱。（注：关于波兹南骚乱，参见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38-339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5-187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16-317页。）这次以工人为主体的骚乱的大致详情人所熟知，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波兰政府对善后事宜的较冷静处理。6月30日， 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党和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死亡者的葬礼仪式。与此同时，同骚乱原因有关联的机械工业部部长等高级官员被解职，无理征收的高额税款被退还给工人。在解释事件的由来和确定其性质方面，当局最初的反应是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但随后很快转变了看法，认为骚乱的发生源于多种矛盾，既有反政府力量的煽动，也有党和政府工作错误造成的工人和社会大众合理的不满。9月22日， 政府宣布在骚乱中被捕的169人已被释放，其余绝大多数被指挥者亦将当庭宣布无罪释放， 此外对极少数人的判决也会是适度的，并将允许外国人列席旁听审判。（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18-219页；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第252页。 ）相应于对骚乱根源的较为准确的认识，政府许诺在经济、政治和法制方面采取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措施。（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44-245页。）
    然而，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大为不同。骚乱爆发后第二天，苏共中央即发表声明，断言骚乱源于美国的阴谋颠覆活动。7月16日， 《真理报》载文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并重申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的重要性。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率团飞抵华沙，要求严惩肇事者，并指责一些人打着“民族特性”和“民主化”的幌子试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加上骚乱本身造成的巨大心理震动，直接导致了波兰领导层的分化。在7月下旬召开的七中全会上， 波党中央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保守派（因其经常性的秘密聚会地址名亦被称为“那托林派”），主张与苏联保持绝对一致，坚持阶级斗争，维持与先前别无二致的治国模式。但是，鉴于国内形势压力，他们同意增补哥穆尔卡为政治局委员，释放维津斯基主教，增加50%工资等措施。另一派是被称为“修正者”的改革派，他们坚持波兰应继续业已进行的革新，特别是在保证公民自由权和法制建设方面作较为广泛、深入的改革。这一派内部又分为两股不同的力量，一股是把改革视为“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有时被称为绝对改革者，另一股是包括奥哈布在内的“普劳斯卡集团”（亦因其聚会地点而得名），认为要维持波党政权就应当顺应潮流，进行一些既大胆又有节制的改革。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把哥穆尔卡纳入政治局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7月28日全会闭幕时， 发表了一份改革派主张略占上风（特别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的应急方案。（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6-249页。）
    十月事件和苏联的退让
    七中全会最大的成果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但在波苏关系和哥穆尔卡这两个根本事项上却含混其词。这一折衷倾向已很不适合社会改革形势。实际上，由于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半公开化以及过于被动的应急政策，社会改革力量反而被进一步地激发起来。工厂工人提出了成立工人委员会进行自治管理的要求，许多人开始呼吁讨论波苏关系。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疏导措施，遍布党内外的激进改革势力有可能很快走向全面否定根本体制。（注：参见查尔顿：《老鹰与小雀--苏联帝国的危机》（Michael Charlton,The Eagle and the Small Birds:Crisis in the Soivet Empire），芝加哥1984年版，第122页。）特别是哥穆尔卡应否主政这一点，日益成为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波兰国民普遍认为，只有他复出掌权，波兰改革才有希望。与此同时，改革派特别是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认识到，波兰现行的政策乃至多项体制已走进了死胡同，而摆脱危机涉及到波苏关系问题。他们越来越明白，只有哥穆尔卡才是既能保全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又能重塑波苏关系并进行国内改革的唯一领导人选。一触即发的国内局势以及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主要领导人的遭遇使他们痛下决心，（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 至 1973 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 B.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90页。）接受了哥穆尔卡提出的他重新主政的几项条件，其中包括由他重新组织政治局和维护波兰民族利益，必要时不顾苏联的反对。
    10月9日，在哥穆尔卡要求下， 波兰最高领导层内最后一名斯大林模式的顽固信奉者明兹宣布辞职。15日，有哥穆尔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三天后召开八中全会，并确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这一往昔波苏关系的象征被排除出去。那托林派立即秘密提醒莫斯科：波兰当局者正在走向反苏道路。苏方反应十分迅速，于17日正式邀请波兰领导人立刻赴苏作紧急磋商。然而，波党政治局以八中全会即将召开，领导人不能离去为由，拒绝了这项邀请。那托林派得知这个消息后，准备武力政变。他们草拟了一份约700 人的拘捕名单和占领重要部门的计划，但该名单被支持改革派的工人截获，政变企图由此流产。 （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59-361页。）18日，八中全会如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