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艺术
    巴黎公社十分重视文化艺术工作，把它看作为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和传播公社理想的有力工具，是公社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社在文化艺术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坚持国家对文艺的管理和监督。公社成立后不久，就撤销了政治立场反动的艺术家的领导职务，并通过民主选举，使革命的进步的艺术家担任文艺的领导工作。4月6日，巴黎艺术家协会成立，著名画家、1848年“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库尔贝（4月16 日补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当选为主席。《国际歌》歌词作者、公社委员鲍狄埃当选为协会执委会委员。协会制定的基本纲领和任务是：保存艺术遗产，鼓励创作，发掘现代作品，通过教育振兴未来的艺术，“为公社和世界共和国将来的蓬勃发展和富裕奠定基础”。（注：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603页。 ）协会的领导机构要向公社报告工作，并接受公社指定的任务。公社并废除了经理或企业主经营剧院的剥削制度，实行教育代表团领导下的协会管理制。
    （二）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为此，公社委派进步的艺术家到各博物馆充当代表，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对其他未派有代表的博物馆进行调查。公社号召广大群众自觉起来保护文化遗产，在5月8日的公告中指出：“自然史博物馆是全国性科学机构，全体公民都有维护之责。协助馆方日常的看守人员自不待言，而且在必要时，他们必将见义勇为，自动起来捍卫公共利益。”（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62页。）5月中旬，在拆除梯也尔住宅时，发现了大批青铜器、 珍贵图书及重要档案文件。公社立即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化遗产。在会上，工人雕刻家德麦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公社对文化遗产的政策思想。他说：“不要忘记，这些小的青铜艺术品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劳动人民愿意保存过去的精神财富以建设未来。我们不是野蛮人。”（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8页。）在此期间， 一家英国公司曾想以5 000万法郎的高价购买卢浮宫内的一些图画。当时公社十分需要经费，但仍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保存了这批艺术珍品。
    （三）克服困难，设法尽快开放博物馆、图书馆，举办各种艺术展览，以教育群众，鼓舞斗志。4月初艺术家协会成立时， 公社即授权协会主席库尔贝“于最短期内恢复巴黎市各博物馆，开放画廊，并为在那里开展的经常工作提供方便。”同时，公社还责成库尔贝和艺术家代表大会“负责爱丽舍大街年度美术展览的复展工作。”（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79页。 ）因此，库尔贝及其领导下的艺术家协会以及公社派驻各博物馆的代表，把管理博物馆、举办艺术展览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5月中旬， 在军事形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 自然史博物馆的图书室仍然坚持每天8小时照常开放。而该馆的解剖学和人类学陈列厅，则每周四、日开放。周二至周六则同时对下列人员开放：大学生、艺术家和学者（须持有院方或公社驻博物馆代表团签发的长期特许证）、普通读者（凭上述部门发出的当天入场券）、外国人（携带护照）。（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45页。）
    （四）适应革命斗争需要，改革文艺演出形式，革新演出剧目内容。当时主要有两种演出形式。一是由公社社员、各种演员剧团组织的群众性的街头义演。二是在土伊勒里宫举办的大型音乐会，这是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活动。5月6日至21日在土伊勒里宫举办了多场大型音乐会，许多优秀的戏剧演员、歌唱家、音乐家、作曲家和诗人都在音乐会上参加演出。（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下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482～483页。）
    公社通过上述两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实际上已经革新了剧目。虽然在当时巴黎的一些剧院，上演的还是革命前的旧戏，但在街头义演和土伊勒里宫的音乐会上，演出的剧目都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政治题材，革命诗人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及反映无产阶级的巴黎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的作品。
    三、新闻报刊
    巴黎公社时期革命的进步报刊是宣传公社理想、教育和动员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重要舆论工具。3月20日，“3·18”革命后的第三天，公社就正式出版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简称《公报》）。公报刊登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批文件，实际上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机关报。这是公社新闻报刊的开端。同时，《公报》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第一份正式印行的工人政府的机关报，在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除了这份官方的《公报》以外，据前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统计，当时大约有50多种进步报刊站在公社一边，支持和捍卫公社的事业。许多公社的领导人都了解革命报刊对公社事业的重要性。治安委员库尔奈说：“我们还需要有报纸，以便鼓舞居民的热心精神， 给他们以勇气。 ”（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下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524页。 ）因此，公社十分重视对新闻报刊的领导和管理。公社在治安委员会下设立报刊局具体领导这一工作。报刊局一方面指导进步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另一方面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作斗争。当时巴黎有数十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出版，这些反动报刊是公社事业的危险敌人。4、5月间，公社查禁了30多种反动报刊。治安委员会并通过决议，对在报刊上撰文攻击公社的反动分子，一律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时巴黎进步报刊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分属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但它们有四个共同特点。一是支持公社无产阶级政权，力求捍卫公社的革命成果。革命报刊把公社革命评价为工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如蒲鲁东主义者韦尔莫列尔在《人民之友报》上指出：“3·18”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把无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就像1789年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推上政治舞台一样。”（注：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471页。 ）二是公布公社的法令和决定，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寻求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途径。三是揭露凡尔赛反动派的阴谋，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揭露和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教权主义。四是与广大读者--国民自卫军、工人、手工业者保持广泛和经常的联系。报纸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信中表达他们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提出种种合理的建议和批评。
    总之，在公社存在的短时间内，革命报刊获得空前发展，有的报刊如《人民呼声报》发行量高达8万～10万份。 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为工人政权服务的报刊。公社在新闻报刊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