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25日，英国首相在下院发言， 要求放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限制，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也为英国“脱美归欧”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英国与美国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
    对于新中国，英国所考虑的首先是经济因素，“英国预计，由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极端仇视的政策，他们不仅能够保持自己在中国的贸易阵地，而且可以利用美国和中国之间因贸易中断所必然形成的‘真空’来大力扩展自己的贸易阵地。”[13]英国对香港命运的考虑也是重要因素，1950年外界同中国进行的贸易有48%是通过香港进行的，该年香港同中国贸易额比1949年增长了75%，对中国的出口大大超过了从中国的进口[14]。基于此，1950年英国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了中英建交谈判。1950年5月20日贝文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同中国发展关系，西方国家只会丧失在远东的地位[15]。而美国则从全球称霸战略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目标出发，企图扼杀新中国，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反对任何与中国关系的缓和。相反，“新的更大的遏制计划在策划中。”[16]美国增加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并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而1954年，中英关系却有所改善。6月17日，邱吉尔在下院宣布， “中英双方已同意在伦敦派驻一位代办。他的地位与职责将同驻北京的英国代办一样。”[19]英中政府都有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
    1955年1月24日， 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要求使用武装部队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参众两院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英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另一方面认为国民党占领下的沿海岛屿“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组成部分”[18]。虽然中、美对这种说法都不赞成，但英国就台湾与沿海岛屿这两者的地位都作了明确的区分，对华盛顿和台北都是一个暗示，它表明了可以指望英国支持的程度，英国的这一立场有助于缓和台湾海峡紧张的局势，也说明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和矛盾。
    第三，英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肆意扩大朝鲜战争的企图
    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追随美国参加了侵朝战争，这是迫于美国的压力。然而，当美国不仅越过三八线，侵略北朝鲜，而且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造成中国出兵时，英国政府十分恐惧。英国政府不愿进一步卷入在亚洲的冲突，对朝鲜战争的态度越来越消极。1950年11月，美国要求英国同意美国飞机进入东北与中国飞机交战，被英国拒绝。[19]尤其是当美国连吃败仗，杜鲁门威胁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的讲话后，英国对于冲突可能扩大，还可能把苏联拖进的危险非常担心，强烈要求“不经磋商和未经英国和其他国家同意，美国不应使用原子弹”[20]。为此，艾德礼首相飞往美国与杜鲁门总统举行会谈，希望美国做出“朝鲜战争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的保证。”[1]（P473）
    英、美两国统治集团虽然都反共，但在如何处理朝鲜战争问题上却存在许多分歧。美国主张扩大朝鲜战争，英国主张朝鲜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英、美会谈的结果，杜鲁门总统对艾德礼说，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联合国家磋商之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21]可见由于英国政府的消极态度，有使美国在远东陷入单枪匹马去干的危险。英国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在亚洲推行的冷战政策，有助于缓和亚洲乃至全球紧张的国际关系。
    战后初期，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抵制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保住日益瓦解的英联邦，英国主动提出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而美国从称霸全球的战略部署出发，为了遏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借助英国的影响。正是在英美都有求于对方的情况下，英美的“特殊关系”才得以建立。共同的利益和需要把它们联结在一起，而不同的利益和需要所造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贯穿了英 、美 “特殊关系”时期的始终。从前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与其说英国绝对服从美国的利益，倒不如说英国更重视自身的利益；与其说英国一切按美国的意旨行事，倒不如说英国是有条件地迎合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英、美“特殊关系”时期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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