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是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这些传统思想主张是：人是环境的被动产物，人只能适应环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垄断制度形成后，垄断寡头利用这些传统思想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和“金钱政治”辩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反人性和反社会后果使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奋笔疾书，抨击陈腐思想，决心重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哲学上，威廉·詹姆斯创立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哲学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哲学家，每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人类不只是适应环境，而且也能改造环境。随后，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在政治学领域，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思想，强调政府机构“应少考虑制约和均衡，多考虑权力的协调和运转”[12]。针对垄断组织对市场经济的操纵，主张政府管理经济，干预社会生活。在经济学界，以理查德·T·爱累和西蒙·N·帕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1885年创立美国经济学会，提出国家引导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在学会纲领中宣称：“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尽管我们承认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仍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13]
    在社会学领域，莱斯特·沃德和查理斯·库累等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沃德在《动态社会学》（1883）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生物进化看成是自然的，那么社会进步则是人为的。生物学的根本原则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原则则是人为选择。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它意味着对弱者的摧毁。如果说自然界通过淘汰弱者获得进化，那么人类社会则通过保护弱者获得发展。”[14]沃德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的进步是由社会控制和有目的活动的结果。在宗教界，掀起一场“社会福音运动”，旨在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维护基督教的社会公正。福音运动中的温和派鼓吹阶级合作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伯伦兹神父称：“基督教不认为自由放任是适当的，也不承认完善的国家是自然法则和不受限制的竞争的产物。”[15]华盛顿·格拉顿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法则”，并希望劳资双方建立伙伴关系[16]。以海龙和布雷斯为首的福音运动激进派甚至高呼，“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社会问题”[17]。
    四、进步运动的政治基础
    工业化时代初期，物质进步与政治道德蜕化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美国尤其突出。民主制度被扭曲，金钱操纵政治。这就侵蚀了国家政治机体，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构成直接威胁。威尔逊曾说，“政党核心会议的代表成了我国政府的理事”[18]，总统成了“国会的仆人”。国会则是党魁们的掌中玩物，而党魁又受少数垄断巨头支配。垄断资本家不仅通过党魁集团操纵政治选举，在政府机关安置亲信，控制政府的内政外交，为垄断公司谋利益；而且大肆行贿收买国会议员和官员。纽约一家公司事后承认，为阻止一项对本公司不利的法案通过，在五年内行贿近百万美元[19]。“我们所拥护的伟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来牟取私利”[20]。政治腐败使美国城市代议制徒有虚名。政党党魁集团控制了市政权，他们是城市的无形政府。
    面对政治腐败、社会骚动和经济秩序混乱，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为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毅然接过中产阶级倡导的社会改革大旗，抛出“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把改革运动纳入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为进步运动的顺利展开和取得具体成果奠定了政治基础。
    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是相对于19世纪初亨利·克莱的国家主义（又译美国制度）而言的。其相同之处，都强调国家政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要实现的目标及其措施又完全不同。克莱主张通过保护关税，加快民族工业发展，加强各州间的经济联系，巩固民族国家统一的经济纽带，进而实现国强民富，彻底摆脱对欧洲市场的依赖。它对美国工业化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通过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抑制垄断集团的巨大影响力，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平息美国社会对垄断资产阶级飞扬跋扈的强烈不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来源于进步时代的改革思想，在1882年当选纽约州议员跨入政坛后逐渐形成。其思想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把个人、企业和政府联系在一起，极端个人主义不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也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主义。它要实现的目标是“社会公正”，包括财富分配的公正、发展机会的公正、人权和财权之间的公正。他认为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是美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适当地解决，“我们将一事无成”[21]。垄断组织已妨碍了公民的平等发展机会，并使财权凌驾于人权之上，这对美国民主政治是一种严重威胁。必须把工商业的发展纳入为社会民众谋福利的轨道。“人权高于其它权力，财产应是人民的仆人而非主人。”[22]
    为实现“社会公正”，罗斯福认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联邦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主张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特别是总统的行政权力，扭转垄断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国会、法院、政党及选举途径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从而使政府处于难于有所作为的被动局面。他说：“国会和法院必须认识到，（新的时代）需要广泛的行政权力。”[23]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是新国家主义的核心。罗斯福认为：企业的合并、大企业乃至托拉斯的出现，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既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要阻止垄断组织的发展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他反对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要求摧毁托拉斯或对它实行国有化的主张[24]。但垄断组织带来的弊端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而各州政府又因其经营活动的跨州、跨国性而无能为力。所以，只好由联邦政府对垄断组织进行监督和引导。罗斯福按托拉斯的经营活动是否合法或妨碍公平竞争，将其分为“好托拉斯”和“坏托拉斯”。联邦政府的职责就是控制和反对“坏托拉斯”，保护“好托拉斯”。他还主张征收累进所得税，缓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思想也植根于进步时代的改革思想，它与“新国家主义”有相似之处，认为大企业和托拉斯出现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建立在大规模合作基础上的企业间的互相联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伴随现代工业文明接踵而至的。”“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个人竞争的旧秩序中去，所以，建立在联合基础上的企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25]但他又认为：托拉斯的垄断行为是一种“非法竞争”，具有反社会倾向。它妨碍了企业之间正常的“自由竞争”，使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将摧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创业精神。因此，联邦政府为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权利，必须驾驭托拉斯，阻止托拉斯的“非法竞争”，恢复社会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威尔逊的新自由思想中，“自由竞争”和“非法竞争”具有特定含义。他认为“自由竞争”是以效率优势取胜的竞争。尽管它也会使一些企业破产，但它是淘汰弱者，能够促使企业开拓进取，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非法竞争”是以垄断行业、操纵价格等阴谋手段取胜，它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威尔逊最后得出结论：“我赞成大企业，但我反对托拉斯。”[26]即鼓励“自由竞争”，反对“非法竞争”。
    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思想，表明美国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垄断组织的为所欲为已经威胁到美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秩序。在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进步时代的几届联邦政府都大胆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取得多方面的成就。
    进步运动兴起于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这一特定历史转折时期。它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对工业化带来的反人性和反社会弊端的社会抗议和矫正，在本质上仍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西奥多·罗斯福曾表白道：“我但愿资本家未来能明白，我正在倡导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有产者的根本利益。因为这将使他们免受（无产者）革命的威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