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斯拉夫主义者进入社会后，在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初期，是消极地进行极其有限的改革，那么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思想认识的成熟，他们开始谨慎地、然而是主动地和积极地推动政府、农奴主地主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改革。
    斯拉夫主义者的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们和全俄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活动中，斯拉夫主义者结识了许多工厂主、商人。这些在俄国正在成长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遇到的问题，斯拉夫主义者这些地主贵族们都能理解、认同，甚至自己本身就有感受。经济活动的实践越发坚定了斯拉夫派早年对农奴制度的认识。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使得沙皇政府被迫正视必须改革的现实。 1856年，“解冻”时期来临。沙皇政府放弃严厉而粗暴的书刊检查制度，社会上出现一股批评政府政策的浪潮。1856年3月30日， 亚历山大二世对莫斯科地主贵族领袖发表演说，透露了政府要进行改革的信息。斯拉夫派感觉到政府将要废除农奴制度，大受鼓舞，立即着手起草解放农民的方案，为政府出谋献策。萨马林是斯拉夫派中间最早动手起草改革方案的人。由于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研究过其他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也对俄国的农民问题有所了解，他在1853年离开内务部后就开始动手起草其改革方案。1856年10月写作完毕。当时他的报告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层圈子内广泛流传。那时公开讨论农民问题还被视为违法，很多人曾为萨马林担心。科谢列夫、切尔卡斯基也提出了解放农民的方案。前者的报告以其鲜明的标题--《论必须消灭俄国农奴状态》而被时人认为是“最急进的”。切尔卡斯基报告的题目是《论逐步摆脱农奴状态的最佳方式》。他们的报告都交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参考。
    在内外形势逼迫之下，对改革一直犹豫不决的沙皇政府终于在1857年1月15日成立由沙皇亲任主席的秘密委员会， 即农民事务专门委员会以“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的措施”，这是政府着手改革的标志。1857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下诏各省成立贵族委员会起草解放农民方案。地主农奴主普遍反对进行改革，他们等待、观望，迟迟不采取行动。
    斯拉夫派积极响应、主动配合政府的改革行动。1857年12月20日科谢列夫写信给远在罗马的切尔卡斯基希望他立即回国参加改革，他写道：“像您这样的人，现在国家非常需要……您应该回到俄国来，现在国家需要全力反对残酷剥削者们的糊涂观念和自私自利。”〔15〕切尔卡斯基很快返回了祖国。1858年欧俄48省先后成立省委员会，萨马拉、科谢列夫和切尔卡斯基分别进入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土拉省委员会。他们和没有进入省委员会的斯拉夫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各省委员会的动态和彼得堡沙皇政府的动向，和他们共同研究省委员会中提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萨马林、科谢列夫和切尔卡斯基在各自的省委员会中坚持斯拉夫派的改革立场，在起草省改革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他们三人的观点和大多数贵族明显不同，他们被看作是省贵族委员会中“少数派”的首领，还被称之为“红色地主”。
    在编制省改革方案过程中，斯拉夫派坚持并促使贵族地主接受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案。虽然在如何解放农民问题上，斯拉夫派内部有一些分歧意见，但是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立场一致。他们都主张尽快地、无偿地使农民获得自由；在解放农民时保留贵族地产，允许农民赎取现有份地为私有财产；允许少数富裕农民自行赎买土地和人身，自由退出村社，并允许他们购买地主的领地；解放了的农民应该生活在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单位的、按自治原则管理的村社中。斯拉夫派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造就一个自由的小农阶层，使俄国平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同时又不致于引起农民的不满。但是沙皇政府最初的改革政策极端保守。沙皇1857年11月20日诏书规定，在解放农民时保留贵族全部土地所有权，农民仅可以赎买家园（指房屋和宅旁园地--作者注）为私产；农民使用地主土地须缴纳代役租；地主仍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这就是说，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后，依然处于对地主贵族的封建依赖地位。1858年4月21日政府颁布《省委员会工作提纲》重申了这一精神。 斯拉夫派考虑到当时贵族地主普遍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的形势，他们选择了暂时拥护、支持政府《诏书》、《提纲》而后再与政府讨论具体问题的立场。切尔卡斯基说：“我认为不应当一开始就放弃《提纲》”，“不管《提纲》怎样不好，可是我们的贵族比《提纲》表现得不好一百倍，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提纲》，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萨马林说：“无论提纲有多少问题，在委员会中我们的意见只有在我们捍卫《提纲》、尽可能不放弃《提纲》的时候才可能起某种作用，我认为同时既和贵族又和政府辩论是不可能的事情。”〔16〕
    1858年底，沙皇政府在自由派官僚的影响下对改革纲领进行了修改，新纲领与斯拉夫派的改革思路大体相当。但是新纲领并未下发到各省。各省贵族委员会依然根据1857年11月20日沙皇诏书和1858年4月21 日政府提纲精神制定解放农民的方案。萨马拉省、梁赞省、土拉省的大多数贵族最初采取拖延态度，拒绝起草任何改革方案，继而只同意根据诏书精神不带土地地解放农民，最后在反复说明带土地解放的必要，甚至在减少农民现有份地数额、增加赎金条件下，才勉强同意斯拉夫派的改革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以斯拉夫主义者为首领的“少数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受到攻击、排挤，甚至“被打伤”〔17〕。1859年初，这三省贵族委员会终于完成了解放农民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们编写的方案被全国编纂委员会认为是“帝国最佳”改革方案〔18〕。为此，萨马林和切尔卡斯基作为农民事务专家进入该编纂委员会。他们二人和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恩·阿·米留金后来被人们誉为全国编纂委员会的“灵魂”。
    纵观斯拉夫派关于农奴制度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活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斯拉夫派从理论上到社会实践上对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斯拉夫派清醒地认识到农奴制度对于19世纪的俄国来说已经完全过时。农奴制度的继续存在不仅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从开始从事经济活动时起，就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奴。当条件具备的时候，斯拉夫派积极响应，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改革，并促使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需要指出的是，斯拉夫派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主张带土地地解放农民，考虑的主要是本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利益只是在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前提下才被顾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