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日本首相和阁僚。
    在战后日本的20 多位首相中， 只有前联合内阁首相细川护熙在1993年一改历任首相的暖昧态度，首次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然而他的这一表态立即遭到政界和民间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旋即改口为“侵略行为”。至于其他首相和阁僚，他们不是象德国政要那样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道歉、谢罪，告诫本国人民铭记历史教训，而是恰恰相反，一有机会便就战争性质和战争罪行等问题大放厥词，试图翻案。近十年来，已有10多位阁僚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罪行。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1994年时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同年任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亦称“日本是否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等等（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以至“失言”、“收回”、“辞职”成了80 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特有“景观”。日本首相在国会演说或出访时，对战争问题能回避则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暖昧作答；有时即使含糊其辞表了态，但说归说，做归做，他会马上用自己的行动表明真实的态度，这就是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1978年，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从此，每年的“八·一五”参拜靖国神社就几乎成了日本首相和阁僚必不可少的日程。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战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事隔十年（1996年），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两位现任首相率群僚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日本政府向世人表明了对二战历史的态度。事实果真如此。在1995年日本政要煞费苦心炮制的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战后决议”中，不仅根本找不到“谢罪”、“不战”字眼，而且含糊其辞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侵略性行为”；而这一行为也只不过是世界近代史上此类“种种行为”之一。如此这般的决议，怎能不令世人失望和忧虑呢？
    第二，在历史教育问题上两国政要的态度亦截然有别。
    对战后的日德两国来说，能不能把自己在历史上特别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如实写进历史教科书，向下一代讲明历史真相，是对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两国政治家的严峻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日德两国政要再次出现重大差别。
    战后，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不仅重视拍摄反映纳粹罪行的影片和把纳粹犯罪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而且特别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上，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曾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 ”（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地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要求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此同时，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共同讨论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史的一些敏感问题，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评价。德国在编撰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充分听取二战受害国意见的做法，不但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政治觉悟和宽阔的胸襟，而且对消解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反观日本，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日本政治家的目光是短视的。
    众所周知，战后初期日本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由那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如家永三郎）为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而编写的。这些教科书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二战史实。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得到美国占领当局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年轻一代重新引上歧途。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家永三郎编撰的一直被文部省采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为此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文部省的违法违宪行为，开始了“教科书案”漫长的诉讼历程。在此期间，家永三郎长期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文部省的冷遇。时至1982年，日本文部省又悍然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全面的篡改：把“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惨杀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注：王俊彦：《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等等。此外，还对侵略朝鲜、东南亚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篡改。当这场教科书风波刚刚有所平息时，日本文部省又于1986年5月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虽然这次教科书事件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斗争下再次平息下来，但日本国内的“修改教科书运动”却愈演愈烈；而长达30多年的“教科书诉讼案”也以家永三郎的败诉宣告结束。日本政治家在学校教育中毒害下一代的短视行为，很可能使日本国再次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三，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不同态度，还表现在战后赔偿问题上。
    战后，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并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义上，而是通过主动向当年的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来表示自己的真诚反省之意，并欲以此提醒和告诫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自阿登纳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向波兰、以色列等国支付巨额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 亿马克，计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将多达1221 亿马克（约866亿美元）。除政府赔偿外，民间的克虏伯、弗兰克等大公司也开始主动向战时受过这些公司奴役压榨的犹太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公司的赔偿金已达5800万马克。德国能支付如此之大的赔偿金额，特别是能在本国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开始支付巨额赔款，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