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阿登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勃兰特总理，在二战中也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就是说，在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基本上全部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头号战犯裕仁仍然端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崇拜，而且成批的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执掌国家大权。象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等军国遗臣充任战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他们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者，靠他们和没有接受过正确“二战史观”教育的新一代政治家，怎能真正反省侵略历史呢？
    综全文所述不难看出，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迥然不同：德国政治家是有政治远见的，他们在反省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方面，可谓向子孙向世人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这方面，日本政要的表现和姿态是令人遗憾、令人失望的。日本政治家应发扬本民族“见贤思齐”、善于学习的优秀传统，虚心地向德国政治家学习，并从日德两国都在战争中毁灭、在和平中新生的历史中受到启迪。切记：侵略战争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获小利于一时，终将伏大祸于来日。
    （* 本文系国家教委“九五”青年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