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以色列经济的研究 (一)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色列经济是在人口少、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国防开支巨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经济发达的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产业结构变化大、社会繁荣程度高。因此,以色列发展经济的战略与策略,自然就成了中国学者探讨的热点,其研究成果可综述如下: (1)以色列农业在短期内实现了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发展历程。“以色列是一个农业自然条件极其不利的国家,但它利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把其农业发展为极具特色且高度发达的农业,在世界农业中独树一帜”(注:左常升:《以色列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世界经济年鉴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目前,以色列农业不仅可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并有大约25%的农产品可供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的负责人杨光指出:“以色列的农业发展从60年代起逐渐转向一种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作物结构和实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力、土地、水源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此继续维持农业的发展”(注: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余崇健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以色列农业的特点:第一,灌溉技术突出地反映了以色列农业的高科技水平;第二,先进的农用机械对推动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高效化肥和低毒农药的研究和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第四,专供培植果蔬植物和观赏植物的农用暖房,也是以色列农用技术的一大特色;第五,结合本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培育农畜产品新品种(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20-222页。)。 (2)以色列工业的发展道路是从进口替代型向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发展的。建国以来,以色列的工业发展很快,余崇健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注:关于以色列工业的分期,杨光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到60年代,以发展传统工业为主导;60年代以来为第二个阶段,工业实现了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详见《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第23页。):第一阶段(1958-1966),初级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67-1972),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原料和机电设备,生产加工程度高的工业品;第三阶段(1973以后),以发展面向出口的新技术和尖端产品为主。余崇健指出,自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工业的道路,即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的潜力,利用有限的原料和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充分发挥传统工艺的优势,发展钻石加工业;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军事工业带动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优势,重点开发用料少、原材料价格低廉、面向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27-232页。)。 赵云侠认为,以色列“工业生产中除了因人才和技术优势而体现的工业种类繁多、工业产品丰富的特点外,在组织形式、规模和布局上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一点“既满足了国防、农业发展的需要,又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积极性,使工业生产的发展更为迅速”(注:赵云侠:《试论以色列主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总体看,工业多样化的特点体现在大中小企业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工业布局较为合理等方面。 (3)形成了以自由贸易为主导的外贸格局。以色列政府一直把外贸活动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入大量创造性资源来促使对外商品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马秀卿指出,由于长期的阿以冲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色列同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受阻,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欧美市场。自196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以色列先后同欧共体、美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自由贸易的主导方向。马秀卿把以色列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措施归结为开辟自由贸易区、设立促销机构、组织国际销售网络、调整汇率制度四个方面(注:马秀卿:《以色列对外贸易的发展》,《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马秀卿还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往来所呈现出的增幅大、起点高、领域宽、效益佳的突出特点,并分析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注:马秀卿:《我国和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发展》,《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二)关于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 中国学者一致公认以色列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如制订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并适时地进行调整;合理地使用外援;发展教育与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宏观经济调整、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促进农、林及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等。但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不同的侧重点。 赵云侠对以色列政府在经济中的调控与指导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由其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这是因为:第一,以色列发展经济的重要的直接财源,来自外国不谋利润的公共基金,这些基金大多数只能由政府来索求;第二,以色列特殊的政治和周边环境要求政府必须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性达到很高的程度;第三,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和计划,移民安置问题的解决将遇到严重困难。此外,赵云侠还从促进国有化运动、制订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执行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紧缩政策及控制通货膨胀四个方面总结了以色列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赵云侠:《试论以色列主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俞新天从教育兴国的角度,对以色列现代化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以色列并无广阔的空间、良好的耕地和充足的能源,从传统意义上看,缺乏现代化的优越条件。但它通过教育,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民,走上了成功的坦途,相反,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饱受了贫穷落后之苦。以色列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赔偿。但是扣除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之后,它所得到的援助并不特别多于某些国家。关键在于以色列国家和政府不仅投资于设备机器,更重视投资于人的培养,结果人的能力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注:俞新天:《教育兴国--以色列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杨光指出:“以色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比较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且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又比较注意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正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一方面有效地减少了贫困的发生,另一方面缩小了社会收入的差距(注:杨光:《以色列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及其收入分配效应》,《亚非纵横》,1997年第2期。)。 此外,张士智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注:张士智:《以色列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11期。),张倩红从发展高科技方面(注:张倩红:《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思考》,《世界科学》,1998年第5期。)对以色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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