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把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叫做“汉学”（Sinology）。在漫长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随着对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了解，系统地在西方介绍中国语言文字，从而专门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欧洲汉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的。
    1815年，巴黎皇家学院（Collage du Roi）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欧洲汉学走上了学院化的道路。自此，中国语言文学在欧洲进入了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被列为专门的学习课程。自此，欧洲开始有了一批又一批汉学专业的学生。学院汉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
    一、耶稣会士汉学：欧洲汉学的序幕
    16世纪40年代，罗马教廷组建了专门在东方传教的组织“耶稣会”（SocietasJesu）。耶稣会是由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规模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教团体。从1582年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正式解散，一批又一批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教义、宣传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还对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大量总结整理工作，并将它们介绍到了西方。中西文化史上的大规模文化交流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国文化开始了它整体上的西传。
    耶稣会士从其先驱人物利玛窦（Matthoeus Ricci,1552～1610）开始，就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传教。利氏本人就是典范。他的代表作如《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都是以阐释经典儒学、排斥释儒来达到宣扬基督教思想的目的。徐光启曾称其“补儒易佛”（注：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因此，为了在中国传教，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每个在华会士的必修课，掌握汉语成为他们在华生涯的第一关。出于学习的需要，耶稣会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如郭居敬（Lazarus Cattaneo,1560～1640）和利玛窦的《西文拼音华语字典》，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葡汉字典》（即《平常问答词意》），金尼阁（Nicolaus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卫匡国（Martinus Martint,1614～1661）的《中国文法》，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华罗（Franciscus Varo）的《官话简易读本》，白晋（Joachim Bouver,1656～1730）的《中法字典》和《中文研究法》，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的《中文札记》，等等。这类书籍或书稿大部分传到了欧洲，其中大多对欧洲汉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欧洲汉学的发端，是和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的拉丁文手稿《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紧紧连在一起的。卫匡国1643年来华，1650年起程回罗马，于1653至1657年，花了近5年的时间在德、法、意、英、比诸国游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文化作了广泛的传播和介绍。他在德国科隆留下的《中国文法》，成为后来许多汉学家的必读之书。比如，欧洲汉学的开拓性人物、德国医师门采尔（Dr.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就是从《中国文法》开始学习汉语的（注：柏应理曾对《中国文法》做过修订，并指导门采尔学习汉语。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41页。）。而后来为汉学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也正是得益于《中国文法》、门采尔的《中文入门》（ClavisSinica）以及《拉－汉字汇手册》（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才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边划译》（注：哈盖尔在《众神之中国--宗教信仰上与古希腊的相似性》（Pantheon chinois,ou parallele entre leculte religieux desGrecs et celle des Chinois,1806,Paris，法文版）序言中提到，他为编辑汉语字典，曾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柏林学习和研究门采尔的文献。）。
    卫匡国《中国文法》之后不久，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于巴黎面世。作者是四位年龄相近同一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尹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恩理格（ChristianHerdtricht,1624～1684）、鲁日满（Franciscus Rougemont,1624～1676）和柏应理（注：作者中应包括郭纳爵（lgnatius da Costa,1599～1666）。他与殷铎泽于60年代曾合译《大学》、《论语》，分别在建昌及广州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所用上面二书，基本依据的是郭殷的译本。）。这是一本版面特大、装帧考究的拉丁文巨著，中文书名《西文四书解》。主要内容是《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以及绪论和孔子生平。系统地在欧洲出版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拉丁语是当时的“学术语言”，该书的影响广泛地波及到欧洲学界，使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哲学家孔子》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原稿第186至202页，有一篇原定安排在《中庸》译文中的论文《论中国文字》（Digressio de Sinarum Literis）（注：该手稿现藏巴黎图书馆。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国立图书馆“伦贝藏书”（Lundbaek Saemulgen）存复印件。）。作者对中国文字、书法、字法及其历史等方面作了介绍，并告诉人们学习汉语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文中写到：“汉字若瀚海。在这个海洋中游历，如果稍事懒惰，便会从少到老无所获。”（手稿第198页）显然，这篇论文本应成为欧洲出版的最早论述汉语的读物之一。但由于它的漏排，不论《中国哲学家孔子》产生了多大反响，这篇文章本身却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不过，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在华西人对汉语的理解以及学习中的艰难。同时，它毕竟还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应有的内容，所以后来的汉学家颇为看重此文。其中描述的学汉语的难度，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华耶稣会士给西方汉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会士马若瑟。马若瑟出生在法国北部城镇歇尔堡。1698年来华后，在中国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付出了30多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他在汉学方面造诣极深，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是西人汉语文学专家和易学专家中的佼佼者。马若瑟有许多重要的著述或译著。在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部分。该作无论在对汉语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在所引例证的广度上，都反映出他在中国语文方面的良好修养。尽管《中文札记》直到马若瑟本人去世近百年后才正式出版（注：《中文札记》写作于1726年前后，手稿藏巴黎图书馆，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马六甲英汉学院1831年首次出版。），但在欧洲汉学形成发展中，它却成为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这些，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体会得到。
    总之，耶稣会士在汉学方面可谓硕果累累。正是由于在研究上如此深入和全面，当他们的文献传播到欧洲之后，就为欧洲本土汉学的兴起、形成及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