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梵蒂冈字典》和汉学的形成
    18世纪末的欧洲学界，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轰轰烈烈。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在贝尔那里就提出，欧洲汉学面临的是汉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欧洲人需要欧洲人自己的语言学习工具。而随着他和傅尔蒙之后出现的那些巨型丛书，其主要目的仍在于文化的传播介绍，而非出于语言学习或汉学建设的考虑。在贝尔和傅尔蒙激起了汉学浪潮过后，汉语言研究随即便陷入了沉寂（注：1742～1801年间，欧洲只出版了一部关于汉语的作品，1767年巴黎出版的《科学艺术基础辞典》中关于汉语及满族语的两章内容，作者是德祖特利埃。）。
    不过，这次沉寂并未持续很久。19世纪到来之前，一部有关汉语的字典由于很偶然的原因从梵蒂冈沉闷的书堆里走了出来。它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上的纠纷，也导致了欧洲汉学的形成。
    1796年，爆发了法意之战。在从梵蒂冈运往巴黎的战利品中，有一部珍贵的耶稣会士汉语字典手稿，史称《梵蒂冈字典》。《梵蒂冈字典》到巴黎后，国家图书馆围绕它开始了整理出版一本新字典的工作。第一位着手整理编辑工作的是哈盖尔。
    哈盖尔出生于米兰一个富庶的日尔曼家庭，早年是一位自由的历史语言学学者，周游访问过欧洲许多大图书馆，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哈介入《梵蒂冈字典》起因于他的一个“宣言”。1800年，他在伦敦《文学哲学动态》（Literary andPhilosophical Intelligence）里著文声称，他将编撰一部含8万字之多的大型汉语字典。显然，这种“宣言”多少显得有些狂妄。但无论如何，他却由此扩大了知名度，得到了进入巴黎图书馆的机会。显然，在当时来说，他的这种设想也几乎是一个空想。但不管怎样，他毕竟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成书的《边划译》对汉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边划译》（An explanationoftheelementarycharactersoftheChinese）在“宣言”一年后出版（1801，伦敦），这是哈盖尔的第一部汉学著作，也是打开欧洲19世纪汉语研究新局面的著作。作者在序言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贝尔和傅尔蒙以来，还从未有人撰写过汉语方面的专门著作（注：1742～1801年间，欧洲只出版了一部关于汉语的作品，1767年巴黎出版的《科学艺术基础辞典》中关于汉语及满族语的两章内容，作者是德祖特利埃。）。而傅的著述常人已难得一见，况且，它们“用拉丁文写作暂且不论，其内容之过分繁琐也足以令人兴趣索然……至于贝尔的《中国大观》，其汉字刻印得十分不过关，着实没法给人们的学习带来多少益处”。很明显，哈的这段表白跟当年贝尔的想法如出一辙。这时欧洲汉学领域面临着的，依然是一直困扰着欧洲学界的老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人们对汉语言文字本身产生广泛的注意和研究的兴趣。《边划译》在其内容上不乏错谬，然而也因其语言轻松明快，因其充斥着的神秘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欧洲读者，达到了这个目的。
    哈盖尔在巴黎的工作，为许多汉学家羡慕已久。在哈离开图书馆后，意大利学者蒙图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德国学者克拉普劳特（JuliusKlaproth,1783～1835）、法国学者小基尼及阿伯而（注：“阿伯而”是A.Remusat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有时亦作“阿伯儿”，如《汉文启蒙》题为“巴黎城阿伯儿辑”。）（Abel Remusat,1788～1832）等，为争得此位相互间发生了诸多争执，纷纷撰写有关汉语的研究论文，发表各自在汉语字典编辑体例等技术上的看法。较有影响的如蒙图奇的《中国文学信札》（LettersonChinese Literature,Universal Magazine,1804,London，英文版）、《基尼〈中国游记〉文字学评语》（注：即《北京游记》，Voyage a Peking,Manille et l'lle de France,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ees 1784 a 1801,1808年巴黎出版。）（Remarques Philologiques sur les Voyages en Chine de M.de Guignes,Nov.12,1808,Paris，法文版）、《二轶字典西译比较》（Urh-Chih-Tsze-Teen-Se-Yin-Pe-Keaou,LLD.1817,London，英文版）；克拉普劳特两卷本的《亚洲学刊》（AsiatischesMagazin,1802,Weimar，德文版）；《大禹碑铭》（LnachriftdesYu,1811,Berlin，德文版），等。这场讨论无论对于字典编辑工作本身，还是对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汉语言文学，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巴黎图书馆的字典整理编辑工作，最终于1813年由小基尼完成，取名为《汉、法、拉丁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et latin），中文名《汉字西译》。《汉字西译》的出版，实现了贝尔以来汉学家们多年的愿望。当它出世之际，便引来众多非议，也博得许多赞赏。著名汉学家阿伯而曾多次对它进行过指责，但却也屡屡向自己的学生推荐它，因为这毕竟是在广泛关注下出现的一部欧洲自己的字典。
    这部字典编辑出版后不到两年，1815年元月16日，阿伯而站到了巴黎皇家学院的讲台上。欧洲第一位汉学教授产生了。
    阿伯而曾是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查阅耶稣会士中草药文献时萌发了学习汉语的念头，18岁开始学习汉语。学习过程中，因没有汉语字典，缺乏基本的中国文献，令他伤透了脑筋。若非对汉语的执着，他或许早已知难而退了（注：参见《汉文简要》序言，第4～5页。）。阿伯而的苦衷，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正是因此，他和他的同代人才在汉学研究的基本建设方面付出了百倍的努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阿伯而有许多颇有影响的法文汉学作品。《汉语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是他手抄编撰的一部字典，1808年底完成。《汉文简要》（Essai surlalanguage et la litterature chinoises）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1811年在巴黎出版。阿伯而的汉学家地位，是通过发表“外国人学汉语”（De letude des langues etrangeres chez les chinois,Magasin encyclopedique,1811,V,Paris）及“汉语字典评介及设想”（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 avec des notices de plusieurs dictionnaires chinois manuscrits,Melenges asiatiquesll,1826,Paris）（注：“汉语字典评价及设想”最初发表于1814年，即阿伯而出任教授之前。参见伦贝"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pean Sinology 1801～1815",Cultural Encounters:China,Japan and the West,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55。）而得以确立的。他强调指出“外国人学汉语”是欧洲汉学的实质所在，并提出了一个远较当年哈盖尔“宣言”更加“宏伟”的字典编撰设想。当然，他也没能完成这一设想，但这种气势呈现给人们的，无疑是一个大学者的形象。
    1814年11月29日，巴黎皇家学院增设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位置。几天后，阿伯而被任命出任此职（注：“1814年12月8日阿伯而致让戴（Francois Jeandet,1788～1860）的信”，藏巴黎图书馆，“伦贝藏书”存复印件。）。新年伊始，他在皇家学院的讲台上，发表了欧洲汉学史上第一任教授的就职演讲：“汉语言文学课程计划”（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e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数次波折，从阿伯而的这天起，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汉学研究已开始学院化，已走上了正轨。而就阿伯而本人来说，他的“计划”已不再是个人的苦苦摸索和挣扎，也不再是空想。7年后，他发表的法文著作《汉文启蒙》（Elemens de lagrammaire chinois,1822,Paris），成为一代又一代法国及其他国家汉语学生的教科书。同年，亚洲学会在巴黎成立，创办了会刊《亚洲学刊》（Journal Aslatique，阿伯而是该会该刊的具体负责人）；其后，出版了汉学及亚洲研究的专门论集《亚洲综合研究》（Melanges Asiastique,1825～1826）、《新亚洲综合研究》（Nouveaux Melanges Asiastiques,1829）。汉学在欧洲学术界牢牢地占有了属于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