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汉学的兴起
    前面谈到，17世纪中叶卫匡国游历欧洲诸国，欧洲开始了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但问题在于，流传到欧洲的耶稣会士汉语读物要么未完成，要么未发行（包括《中国文法》），且大多被束之高阁。像《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葡汉字典》（未完成）、《中文札记》等手稿那样，长期躺在梵蒂冈、巴黎等大型图书馆的书堆里，常人难得一见；即便有条件读到它们，那些工具书在编辑写作方面基本上出于在华学习的考虑，并不针对欧洲本土学生。至于欧洲的书籍则是凤毛麟角，门采尔的《拉－汉字汇手册》数量有限且无法作为入门之书，而他的《中文入门》又没能出版。显然，缺少研究所必需的ABC，缺少适宜欧洲学生的汉语字典或手册，使人们不得不在魔符般的方块字面前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因此，耶稣会士文献要在欧洲真正发挥其影响，尚需欧洲本土学者的再整理和再传播。
    欧洲本土汉学的兴起，是在18世纪上半叶，主要代表是汉学史上的先驱人物贝尔和傅尔蒙。
    贝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日尔曼学者，1694年出生于德国小城库斯堡，22岁大学毕业后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他从柏林图书馆拷贝了门采尔的文献，并查阅了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在他两年后出版的拉丁文小册子《中国古代日食》（De Eclipsi Sinica,1718,Konigsberg）的附录里，专门对汉语作了介绍。他一开始便指出了欧洲汉学亟待解决的问题。认为，耶稣会士字典对欧洲人几乎没有多少帮助，欧洲人应首先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出版适宜欧洲人使用的字典。在他自己看来，他虽然没能真正弄懂汉语，但有幸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让人们从中有所收获，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730年，贝尔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拉丁文汉学巨著《中国大观》（Museum Sinicum）。
    《中国大观》洋洋洒洒，不负其名。从汉学的历史到现状，从汉字的起源到它的书体、文法和工具书体系，从汉语官话到地方方言（闽南漳州话），以及孔子生平、《大学》、中国特有的度量衡单位等等，书中均有论及。根据贝尔的设想，他的目的就在于让欧洲人宏观地了解中国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贝尔“汉语文学全书”式的力作《中国大观》像巨石入海，在欧洲激起了汉学的浪潮，同时，激起这次热潮的，还有另外两块巨石，这便是由傅尔蒙掷出的《中文沉思》（Meditationes Sinicae，拉丁文版）和《中国文典》（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hierogliphicae grammatica duplex，拉丁文版）。
    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从各方面都算得上是个幸运儿，曾任巴黎皇家学院阿拉伯语教授、法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成员、路易十四的顾问。他出生于巴黎郊外一户医生人家，年轻时就热衷于“东方文化”，懂许多“东方语言”。傅尔蒙20岁开始关注和学习汉语，以后的研究则多取自中国耶稣会士文献资料。
    傅尔蒙的汉学研究跟马若瑟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早期作品是长达856页的《中文文法》（Grammaire chinoise）。该作完成于1729年以前，但他却一直未拿去出版。究其原因，似应和《中文札记》有关。1725到1733年近10年间，傅尔蒙和马若瑟有过30余次通信往来。头封信是由后者从中国发出的。当时，《中文札记》手稿即将完成，马正苦于寻找一位在欧洲既有学术影响力，又有汉学造诣并能够懂得自己手稿价值的人物，以便将手稿寄给他。傅尔蒙正好成了他的人选（注：参见“马若瑟1725年12月1日、1733年10月5日致傅尔蒙的信”。伦贝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S.J。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1，英文版，第25～28页，第60页。）。1729年，傅已获悉《中文札记》手稿行将寄往巴黎。一方面，相形之下，傅的作品无论怎样也无法跟马的作品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汉语文学方面，傅本人尚待从马若瑟这类在华西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可见，傅放弃出版《中文文法》，是有他的特殊考虑的。从后来的事实看，他也的确从马处获益匪浅。1737年，即马若瑟去世第二年，《中文沉思》付梓。5年后（1742），《中国文典》面世。这两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直接受益于马的手稿。可以这样来讲，由于傅之故，《中文札记》没能公诸于世，这不能不是件憾事，然而这是由于傅之故，《中文札记》实际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中文沉思》和《中国文典》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当中。
    《中国大观》、《中文沉思》和《中国文典》无论从其作品本身的宏大气魄，还是从打破汉学沉闷气氛的客观作用来看，都是其他作品难能比拟的。贝尔和傅尔蒙开创了良好的局面，而傅本人更带动影响了大批欧洲学者。后来欧洲许多著名汉学家或直接或间接地出自傅的门下。如法文版大型历史著作《匈奴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1756～1758,Paris）的编者，是傅的学生、著名东方学家基尼（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13卷《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1777～1785,Paris）的编辑出版人，是傅的侄儿德祖特立埃（Andere Deshauterayes）。而在后来汉学的弄潮儿里，又有基尼的儿子小基尼（Chres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Jr1759～1845）。
    1742年傅尔蒙的《中国文典》起到了轰动效应。在下半个世纪里，欧洲出版了一批规模空前的介绍中国的法文版著作。除《匈奴通史》、《中国通史》外，另有如《科学艺术基础知识辞典》1至3卷（Dictionnaire elementaire ou Introduction aletude des sciences et desarts）、15集《中国文化论集》（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s,lessciences,lesarte,lesmoeurslesusages etc.des chinois）（注：《中国文化论集》，即《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论集》，共16集，编者钱德明（Joan Joseph.Maria Amiot,1718～1793）。前15集于1776～1791年在巴黎陆续出版，23年后（1814），出版了第16集（最后一集）。）。它们对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启蒙作用。后来的汉学家如哈盖尔、阿伯而等在最初学习时都从这些著作中受到过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