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东西两面处于法西斯侵略威胁之中。因而采取措施避免两线作战，是有关苏联根本安全的迫要问题。而当时德国的威胁最为现实，苏德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避免日本对苏联的可能进攻就是苏联的安全之路，取胜之道。斯大林当时看清了这条道路。他在1940年就对即将来华的崔可夫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注：《中国时事月报》1929年12月号。）这说明斯大林束缚日本避免两线作战的策略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当然也就是苏联远东外交的指导思想。中立条约和签订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结果。也就是说签订中立条约是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外交措施。这一点当时英美一些客观看待国际局势的外交家也是不怀疑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克里普斯把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看成是反德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可能是在德国进攻苏联西部边境时维护东部边境的和平。（注：Harrict Moore著，曹未风译：《苏联的远东关系》，75页，87页，85页，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只要不持偏见，就不能否认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德国，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这是必要的。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的策略思想及其必要性应该肯定，视之为调动日本南侵的手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日苏中立条约》作为苏联的一项外交措施，它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主要表现于它有助于日苏关系稳定、为避免苏联两线作战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意义不能夸大化。
    日苏两国根据当时的环境都希望建立相安无事的关系。条约的签订等于双方对这种关系做出明确的承诺，标志两国的稳定关系在外交上正式建立，为两国处理彼此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苏联《信息报》当时曾评论说：“这个条约是苏日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注：Harrict Moore著，曹未风译：《苏联的远东关系》，75页，87页，85页，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事实证明，苏日关系自此以后确有很大改善。“我们知道，自九·一八以来，边境冲突的多少轻重，是苏日关系的测温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便是1939年“满蒙”冲突，……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边境小冲突虽时有所闻，而大的却从此绝迹了。”《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苏日“在外交上边境上都比较平静无事”（注：Harrict Moore著，曹未风译：《苏联的远东关系》，75页，87页，85页，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这样的关系，在德苏战争发生后对苏日战争可能性减少是起了作用的。日本统治内部有些人曾坚持配合进攻苏联。但整个日本当局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以对苏联“维持现状、加强防卫、严密警戒，尽量避免发生战争”的方针。（注：Harrict Moore著，曹未风译：《苏联的远东关系》，75页，87页，85页，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所谓现状就是《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的现状。日本感到北方状况允许它放心南进，没有必要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冒险进攻苏联。所以它不顾德国的督促，“自主处置”，坚持北守南攻。苏联“真理报”在中立条约签订一周年时发表社论评论说：“在过去一年中曾发生过许多与双方都有关系的重大而危险的事件。德国奸诈地破坏了它所签订的契约而进攻苏联，……这样苏日中立条约便到了一个严重的试验阶段，在此协定到了第二年度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该说虽然大势已变得极为复杂与特殊，此一协定还能发生作用与保持完整”。（注：胡德坤：《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南进北进政策》《世界历史》1982年第6期。）有根据认为，中立条约对苏联抗德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样说来是否可以认为，《日苏中立条约》避免了日苏战争，从而避免了苏联两线作战呢？条约对避免日苏战争起一定作用，但还不能认为是根本作用。法西斯侵略者从来无信义可言，一切都是从利于侵略扩张出发的。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中主张趁火打劫者大有人在。可是日苏战争最终还是避免了，这当中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呢？
    首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对阻止日本北攻苏联起到根本作用。德国曾要求日本配合进攻苏联，对此日本答复：“日本进攻苏联将使自己的力量过于分散，因此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的作战范围，应只限于南方和中国”。（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66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这些都道出了日本苦衷：它没有力量进攻苏联，只能限于进攻南方和中国。这启导我们在中国抗战和日本与美英矛盾方面寻求日本没能进攻苏联的根本原因，而不至于停留在日本遵守了中立条约才没进攻苏联这种表面现象上。自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日本手脚被越束越紧。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时，张鼓峰事件发生，大量兵力牵止在中国本部战事中，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发动强有力的进攻。1939年12月日本陆军决定调整军备，把当时已膨胀到八十五万人的侵华兵力减到五十万，腾出预算和资金来充实对苏备战，并决定1940年12月从中国撤出部分兵力，然而这一计划因中国军队转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没有实现（注：[苏]C.A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四卷364页。）。几年的事实使日本不能不认识到在陆军主力陷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侵略苏联的野心。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有意识地配合了苏联制止日苏战争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全党：“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则配合苏联作战”（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64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这时日本正以空前庞大的兵力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仅华北参加扫荡的日伪军就有八十三万之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进行了反扫荡斗争，使日本损失惨重。从德苏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主力一直陷于中国战场。1941年10月近卫首相说：“现在由于四年以上的中国事变，国力消耗，民心也稍有松弛样子。在这个时候我深信应该……无论如何先把中国事变加以解决。”“现在中国事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再进入前途未有预料的大战中，……无论如何难以忍受，”（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11页。）这说明当时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打击，日本当局确感无力进行大战。茹科夫主编的《远东国际关际史》中说：“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他们在中国把日本的双手束缚住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1931-1945）357页。）其次，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对避免日苏战争起到一定作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看到希特勒发动欧洲战争，正是抢夺英法美在东南亚地盘的好时机，就加紧向南扩张。1940年10月，日、德、意结成军事同盟，矛头指向美国，美日矛盾更为尖锐。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和英国一起给中国以贷款。（注：[苏]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53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德苏战争发生后，英美看到如果苏联失败了，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对象就是美国，英国也将遭到更加凶狂的进攻。因此它们惟恐苏联被打跨，一方面对援苏抗德颇为热心，一方面十分担心日本配合希特勒进攻苏联。1940年7月4日罗斯福给近卫的信表示反对日本“采取行动”，意为约束日本侵苏。（注：[日]井上清：《日本近现代史》633页。）大西洋会议期间，英美讨论了制止在远东扩大侵略的问题。当时罗斯福、邱吉尔认为有必要警告日本：不得在远东扩大侵略，尤其是对苏联的侵略。（注：[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48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尽管罗斯福意识到这样的警告可能导致日美战争，还是在8月17日向日本发出了这种警告。（注：[苏]C.A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四卷271页。） （注：朱责行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史》，22页，人民出版社1982页。）1940年11月开始的日美谈判，由于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要求不做让步，一直毫无结果。这些都使日本感到非诉诸武力不可，遂于12月7日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这以后它就更加无暇北顾了。英、美对日本的扼制和斗争，以至最终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展开大战，为日本不能进攻苏联起了不容忽视的牵制作用。
    全面地看，对于日苏战争没有发生，中国抗战、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日苏中立条约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比较起来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整个远东局势中最有影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它决定了日本无力北进，是避免日苏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和战争也对日本有着很大的牵制作用。在这个前提下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外交努力才能成功，《日苏中立条约》才得以签订和发挥作用。因此中立条约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但不能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