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令》主要是受美国“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多样性办学与自由主义，讲究实用，延长儿童就学年限。但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很多私立小学都进行十分单调的教育，或因经费不足而随意废校，甚至有的还出现教育内容反动化的现象。这样，《教育令》在实施过程又受到政府内外一些人的反对，因此明治政府着手修改《教育令》。但在修改《教育令》的时候，明治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德育论战，此战以1879年政府用天皇名义颁布的、保守派起草的《教学圣旨》和《小学条例二则》为导火线，并很快发展成为包括有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一场激烈论战。元田永孚等保守派依靠有绝对权威的天皇为后盾，因而胜负早已定局。可以说，《教学圣旨》的颁布和论战的胜负决定了此后日本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论战正酣之际的1880年，政府颁布了以保守派主张为依据的《修正教育令》，强调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修正“自由放任主义”，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规定凡不就学者须经郡长批准，并将义务教育年限从十六个月延长为三年；同时规定小学课程的设置，一律按文部省颁发的教学大纲执行，并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忠君爱国教育。因此，从八十年代起，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开始走向保守。1885年实行内阁制，久居国外考察的森有礼出任第一届内阁文部大臣，他主张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并力图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日本国情的道路来，以杜绝日本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此，森有礼上台后便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代替过去的教育法令。如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令》和《小学校令》，1889年颁布了《实业学校令》，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学校体制，建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三大教育系统，为日本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业管理人才，这对日本从封建落后的国家一跃为亚洲强国，起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
    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体制。“国体”业已确定，作为维护“国体”的教育再也不容许争论下去了。同时，为了树立和维护这一国家政体的精神支柱，需要有一种与其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于是，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等共同制定了帝国教育总方针，并于1890年以《教育敕语》的形式公布。《教育敕语》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妥协的产物，是按照“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要的混合体，它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把“和魂洋才”定为教育纲领，从而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中心的国家至上主要教育。《教育敕语》的颁布，平息了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终于确立了日本的教育方针，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终止符。从此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文明开化”与社会改革运动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伦理道德思想等，是这个国家、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因而，日本社会要实现近代化，就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近代化，这也是“文明开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明治政府在实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本国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很大的关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一方面废除了一些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方面宣传、奖励以致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上搞欧化运动，企图通过社会改革运动建立一个既适合世界潮流又适合本国国情的近代化文明体系。
    在改革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四民平等”、“断发脱刀”、“改历易服”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如1870年明治政府宣布允许平民称姓，1871年又宣布允许“秽多”、“非人”享有与平民同等的权利，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通婚。同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允许人们有剪短发和脱掉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模仿西方人的发式（限于男人）。明治政府为了向西方人表现日本“文明开化”的风气，不遗余力地提倡人民采用新发型。1873年3月，明治天皇带头断发，政府大臣相继效仿，从而使断发逐渐为一般百姓所遵守。针对这一现象，当时也曾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敲打半发头则可听出因循古习之音；敲打全发头则可听出王政复古之音；敲打短发头则可听出文明开化之音。”（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
    1872年11月8日，明治政府发布改用太阳历布告，即宣布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太阳历，废除天保历（阴历）以与世界时间一致，便于国际交往。改历的同时，过去的一天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时钟作为“文明开化”的代表之物进入日本家庭。同年12月，太政宫又发布第373号布告，宣布废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并定西服为官员礼服，提倡官员穿西装。由于当时洋服价格昂贵，一般人穿不起，而穿西服者大都是官吏、医生、新闻记者或商行的的高级职员，所以穿西服又成了有身份人的象征。上述的改革内容，在城市里颇有成效。从此以后，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街道上，束发带刀的男人减少了，而身着西装，头戴普鲁士帽，脚穿法兰西鞋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服装，偶尔也能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在大街上行走。
    饮食方面也进行了改革，这首先是从大城市的饭店开始。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西餐馆很少，只在横滨、长崎有西餐馆，且专供外国人使用。1871年后，东京出现了一家叫开阳亭的西餐馆。1872年日本文学家假名亘鲁文编的《西洋烹调通》一书出版，为日本人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烹调技术提供了条件。翌年，日新亭、海阳亭等西餐馆相继开业，顾客有外国人也有日本人。在饮食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把过去禁食的牛肉、猪肉、牛奶等列为上等食品，并逐渐出现在大城市的饭店里。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牛肉餐馆，牛肉火锅（素烧）被看成是“文明食品”。此后，吃西餐的人日益增多，并逐渐进入家庭生活。直到今天，日本人的饮食仍有日本式和西洋式之分，而且餐具也多样化。当然，这类改革不是用法令强制推行的，而是通过宣传和解释，让人们自己慢慢接受，慢慢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