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者之一，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东方，而且对神秘东方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632年，他在作品《沉思的人》提到了乔叟那篇未写成的成吉思汗的故事。（注：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弥尔顿还吸取了别人有关中国的认识，对遥远的中国作了天才性的猜测和叙述。《失乐园》有这样一段诗句：“但是中途却栖息在塞里卡那／不毛的平原上，中国人扬帆乘风／在那儿驾着他们轻便的竹车。”（注：[英]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塞里卡那（Sericane）就是中国。弥尔顿在谈到中国时大多是一种羡慕、崇敬的口吻，言词间透露出对中国雄丽、富有的赞美之情。“北冰洋洋面上，一起合力吹逐／座座冰山，它阻挡那想象的道路，／越过伯绍拉湾东去，去到那富庶／繁华的喀西境地。……”（注：[英]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喀西（Cathaian）实际上是指中国。弥尔顿虽然认为中国较欧洲文明、先进，但他对于中国地理范围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在《失乐园》中，他错误地坚持认为喀西汗（契丹国王）的都城与中国的都城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在那儿他目力所及可以俯视／任何耸立着的古今名城，那最为／强盛的帝国首都，从喀西汗的首都／甘白鲁坚固的城垣，和奥克苏斯／河边的撒马尔罕，帖木儿的王宫，到中国皇帝的北京，……（注：[英]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弥尔顿能够冲破当时西欧人对中国诬蔑性认识的限制，表现出对中国文明成就的肯定，这种中国观较莎士比亚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文艺复兴开始至17世纪中叶，注重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探讨，对中国文明的肯定和赞颂，人文主义者以此而形成的中国观不只限于上述几人，也并不限于英国一个国家。德国巴罗克诗歌之父奥皮茨便已注意研究中国。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是根据中国儒家的思想发挥倡导现实主义，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御用神学。另外还有法国散文家蒙太涅和英国哲学家培根对中国独到的论述。
    蒙太涅晚年看到了西班牙教士门萨多写的《中华大帝国风物史》（1585年），其中提到了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对官吏进行考核奖惩的办法。于是，1588-1592年间，他在《论经验》原作中增加了一段文字，倍加推崇中国的政治制度。（注：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培根则在《新工具》中对中国的一些发明和创造作了阐述和说明，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人超人智慧的赞美，培根对中国的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项发明评价特别高，“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注：[英]培根：《新工具》第一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17世纪中叶以前已经有一些人文主义者考察论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科技文化，他们的中国观从表层触及了中国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就，代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中国观第一阶段发展的最高成就。但是，毋庸置疑，17世纪中叶以前各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基本上都带有零散、片面、幼稚和谬误的特点，也未能形成研究中国的热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西欧相对来说较为封闭和闭塞，没有与中国进行过直接、正面的接触，缺乏沟通东西方的中介。同时，了解中国也未能成为当时西欧人的内在要求。在这些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这一状况终于被打破。
    （二）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欧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其注意力从单纯地理上的概念转向于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从简单粗糙、谬误百出的中国文化现象逐步向准确化、精细化发展。促使这一转变的外在原因来自于传教士的中国报道以及西欧海外探险者和扩张者与中国的接触。
    16、17世纪，深受新教势力打击的天主教，不断向海外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有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卫匡国、南怀仁、柏应理、闵明我、白晋、卫方济、李明等。传教士来华以后，对中国情况，包括地理范围、政治制度、儒道思想、科技成果等进行了全面考察。与此同时，传教士将他们所获悉的中国情况及时向欧洲作了介绍。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成为西欧人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介绍中国最为著名的有四部传教士的作品：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风物史》（1585年，罗马）、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日记》（1615年，奥格斯堡）、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年，安特卫普）以及葡萄牙人鲁德照的《中华帝国志》（1643年，罗马）。这些著作几乎都被译成七、八种语言，多次再版发行。另外，还有几部影响较大的书籍，如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1687年，巴黎），此书收集了《大学》、《中庸》、《论语》译文与中国史年表，是介绍中国儒家经典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还有德国神甫克察所写的《中国图志》（1667年），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介绍中国的综合性图书，在一段时间是介绍中国最详尽的读物。
    来华传教士写的（或是同伴整理而成的）中国报道，促使了西欧人对中国的了解，也促使了西欧人文主义者客观中国观的逐渐形成。同时，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客观需要促使了西欧海外探险和扩张活动的增长，其中包括了对中国的接触和了解。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据了中国的澳门，与中国进行了不间断的联系。17世纪时，荷兰人季瑟尔斯及其它荷属东印度公司成员把一大批中文图书运到了柏林，使柏林拥有17世纪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中心。（注：张国刚：《德国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页。）1637年，韦德尔率领英国舰艇四艘到达澳门，正式与中国官方发生联系。16、17世纪英国出现了两本有关中国的重要游记《哈克路伊特》（1585年）和《珀切斯》（1613年），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物产人口、科技、政治宗教等内容。16、17世纪，西欧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迅猛增长。据统计，17世纪下半叶出版的重要著作，除了零星报告和信函不计外，就不下38种之多。（注：葛林：《中国与莱布尼兹的中国观》，李国祁译，载《食货》复刊号第1期，第516页。）这些著作在西欧人文主义者面前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形象，他们的中国观也就摆脱了17世纪中叶以前人文主义者中国观狭隘、谬误的局限，初步具有了客观公正的痕迹。这一时期，中国观较为客观完备，最具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即为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人文主义者，他曾经广泛涉猎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对他的影响最大。在这本著作里，莱氏首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并由此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还认识几位回欧访问的传教士，经常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通信联系，如：闵明我、白晋和利高比。莱氏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步形成了高过同时代人、独具特色的中国观。他的中国观散见于其著作论文和信函之中。1690年，莱布尼茨写信给闵明我，提出了三十个有关中国物产科技等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认识。他认为数学是以理智的沉思为根基，这是欧洲的特长，“但在实践经验方面，我们实不如中国人。因为古老的传统在已经昌盛了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得以保存，而在欧洲却由于民族大迁移的缘故，已经大部分失传了。”（注：[德]莱布尼茨：《致闵明我的两封信》，《中国近事》序言，引自[德]夏端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他所作的序言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在他看来，欧洲和中国是全人类是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汇集地，但两者有区别。“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同时，我们的确应当承认，中国人的天文学可以与我们的相媲美。看来他们对于人的知性的伟大悟解力和进行证明的艺术至今还一窍不通……即使在战争艺术与战争科学上，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准……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注：[德]莱布尼茨：《致闵明我的两封信》，《中国近事》序言，引自[德]夏端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700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写成《关于儒家的俗礼》，认为儒家本身并非宗教，只有“俗礼”，明确反对方济会、道明会的思想观点。1703年，他又撰文专论二进制算术与中国六十四卦的关系。最能反映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是他于1716年写给德雷蒙先生但实际上又未发出去的一封长信--《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此信集中体现了莱氏的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