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阐述了中国人对上帝、至高神的看法。莱氏认为“理”是尽善尽美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体，是万物之本、万物之源，具有最大的完满性、无限性和永恒性。在他看来，这种“理”实际上就是欧洲的至高神，是“上帝”。“‘理’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与理由；而且--我相信--‘理’近乎我们的至高神观。”“……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理’是至高神？我指的是本体的、万物之可能性的、第一或至终理由，众善的本源，至高之灵性。”（注：[德]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引自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1、74页。）莱布尼茨对中国“理”的详细论述目的只是以此来证明中国在古代便信神，中国原有的宗教--尤其是儒家经典表现的古代宗教--也是敬神的，虽然没有“启示”，但可算作自然宗教。“首先值得怀疑的是：中国人究竟曾否（或是否）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我在熟思后，认为他们承认过--虽然或者没有承认精神实体是与物质分别存在的。（注：[德]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引自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0、71页。）另外，莱布尼茨认为龙华民推论得出的孔子是一位无神论者是极为错误的，他认为“孔子毫无否认鬼神与宗教的存在的意思，他只是不要弟子们过份争论这事，而叫他们只要对上帝与诸神的存在满足，并表示尊敬，又为取悦神们而作善；但不用深入思考神的性格或神的所作所为的方法。”（注：[德]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引自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2页。）莱氏还为中国人的祭祖行为作了分析。“中国古代即有的、为敬祖与敬奉伟人而设立的礼仪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表示在世者的感恩--这是上天悦意并会赏报的德性--并为激发出人们效法他们，也同样地立下后世会记念的、轰轰烈烈的行为。”（注：[德]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引自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24页。）因此，中国人拜孔祭祖的作法并不违背基督教的教义。
    总之，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的有关中国的争论愈演愈烈，并且其内容已经深深触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莱布尼茨则充分利用有关信息，实事求是地分析论述了中国文化，其深度和广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同时代的欧洲人，德国也因莱布尼茨客观、深入的中国观的光辉而成为欧洲最早的汉学中心，莱氏的中国观也就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中国观发展的最高峰。18世纪以后，欧洲的汉学中心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和英国。启蒙思想家在秉承人文主义者中国观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文化，从而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的大论战，中国文化在欧洲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虽然比较散乱，有的只是只言片语，但是由于介绍中国情况的文字材料在欧洲的流传，人文主义者在不自觉的文化熏陶中接受了有关中国的介绍，因而其中国观确实已经萌芽。从文艺复兴开始到最终结束，它经历了一个并不算太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在这一过程前后两个阶段中，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具有突出的历史特点。
    首先，从总的看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是肤浅的，特别在17世纪中叶以前的初期发展阶段，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只是零星存在于其作品中，大部分只是提到了中国地理上的概念或历史人物，而且还存在许多偏见和错误。如乔叟所写的成吉思汗故事是东西方思想结合的产物，莎士比亚的“中国人”则完全是一种误解，弥尔顿甚至搞不清中国的地理范围。即使到了后期阶段，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也是很片面的。莱布尼茨的中国观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儒家学说，而且偏重于哲学上的探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中国的文学、学术、史学等学科领域，人文主义者都缺乏了解，未进行深入的考察和论述，因而，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只能算是一鳞半爪、管中窥豹了。
    其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基本上采用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加以理解和解释。例如，《侍从故事》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乔叟就不自觉地运用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来对待他，在叙述描写中加进了许多西方的东西。莱布尼茨在写到中国的“理”时，硬是说它与西方的“上帝”有相通之处，中国的宗教也有神的启示，与基督教是相雷同的。人文主义者这种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中国缺乏全面了解的结果，只能通过自己头脑的固有思维加以弥补。
    还有，人文主义者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功利性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后期阶段。17世纪中叶以后，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越来越激烈，人文主义者为了驳斥那些反对利氏传教法的攻击，对中国文化采取了一种功利性的解释方法，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例如莱布尼茨在论述中国文化的“理”概念时，进行了适当的变通，只注重分析它与欧洲基督教相通的地方，以此证明那些反对利氏传教法的错误性。另外，莱氏力图证明中国具有“启示”的宗教，目的也只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由此可见，人文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功利性解释和理解，也是造成其中国观缺乏客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人文主义者的这种态度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