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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国史研究五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浙江学刊》 楼均信 参加讨论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最近,我在主编《中国法国史研究信息》一书时,对此进行了详细统计。据统计,解放50年来, 我国共出版有关法国史的著、 译570种,发表论文译文约4000篇。其数量之多大约是解放前50年的30 ~40倍,可见成就之大。
    
    如果将上述统计数字作动态分析,更可看出新中国50年来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它明显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入研究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49~1978)。即改革开放前30年,尽管在学术上多次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与冲击,存在着严重的照搬照抄苏联学术观点的现象,但毕竟开始了对法国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0年中总计出版著译97种,发表论文译文417篇。年均著译3种,论文14篇。而且在一些大学里开设了法国史课程,正式成为世界史学科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二)发展阶段(1979~1988)。这10年可谓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暖了法国史的研究领域,使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开始独立思考,迈向民族创新之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1979年正式创建了全国性专门研究法国史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使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从此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上规模的研究道路,并开始与国际史学接轨。10年中总计出版著译166 种,发表论文1380篇。年均出书16种,超过前30 年5 倍以上。 年均论文138篇,比前30年增长10倍。 改革开放终于带来了我国法国史研究万紫千红的春天。
    (三)深入研究阶段(1989~1999)。这最近10年可谓中国法国史深入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或是科研成果的数量,都开创了空前的新局面。10年中硕果累累,共出版著译309种, 年均达30种以上。发表论文2200篇,年均220篇,均远远超过前40年的总和。 有份量的学术专著达30多部,基本上都在这10年中出版,这些著作主要有: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郭华榕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孙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探新》、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侯玉兰的《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吴国庆的《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法国》、陈崇武的《罗伯斯比尔评传》、李兴耕的《拉法格传》、马胜利的《饶勒斯评传》、罗芃等的《法国文化史》、王家宝的《拿破仑三世》、陈峥嵘的《欧洲之父--查理曼》、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曹特金的《布朗基传》、周荣耀的《戴高乐评传》、周剑卿等的《传奇人物戴高乐》、张锡昌的《密特朗传》、鲜于浩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等等,尤其是一些大部头学术著作也在近10年纷纷面世,据统计50万字以上的专著共有6部, 除一部外(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60.2万字),其余5部均为近10年出版(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大出版社, 1989年,53万字;沈炼之主编、楼均信副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56.7万字;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50.4万字;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52万字;张泽乾著《法国文明史》,武大出版社,1997年,77.8万字)。在所有上述著作中,都提出了国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表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在民族创新之路上已经开花结果,正在走向成熟,而且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从改革开放20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中国史家明显的研究特色。这些特色择其要者有三:
    第一、研究层面大大拓宽。解放后30年,我们基本上局限在政治层面上的研究,而政治层面又根本不去研究政治体制的运作与管理,只集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范围,以革命、阶级斗争为中心来叙述和研究法国史,一直局限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一传统史学的框架内,因而很难作出客观科学的论述。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者才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从政治层面转而研究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宗教、人口等各个层面,大大拓宽了研究范围,尤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运用政治文化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从而深化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多次反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的心态,这种心态就反映在政治文化上。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指整个社会文化中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这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在各方面,如革命的语言、标语、口号,革命的崇拜物:三色徽、自由树、小红帽,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地名、人名革命化、服装一色化、日用品政治化、私生活公开化,连跳舞也从舞厅移到广场,而且带上政治色彩,作为欢庆的表现。还有谣言,也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谣言,促使革命过程十分激烈,如89年7月14日, 有谣言说国王军队要屠杀人民了,于是激起几十万人上街革命。91年9月初, 又说:“犯人”要造反了,于是成千上万民众冲进监狱,一个晚上就屠杀了上千犯人,制造了“九月屠杀”。说粮食卖光了,于是一夜之间在粮店门口排起长队,顷刻之间出现了“抢购风”。到93年,反对派为了打倒罗伯斯比尔,谣传说罗伯斯比尔是暗藏的保王派,他打算取路易十六之女为妻,而且还在报纸上登出漫画:罗伯斯比尔一手提着人头,一手拿着酒杯,接着人头上落下的滴滴鲜血,准备喝人血,来说明他是杀人魔王、吸血鬼。于是,一个人人崇敬的伟大领袖,一夜之间遭万众唾骂,认为罗伯斯比尔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总之,研究大革命中政治文化的种种表现,不仅可以加深对大革命的理解,而且极有现实意义,值得从方法论上去认真吸取。
    第二、创新观点层出不穷。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研究的灵魂,如果没有创新,学术本身就没有生命力,就不可能发挥学科的战斗作用,更不可能体现历史科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应。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国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仅举法国大革命为例,可见一般。
    1.对民主的研究。民主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都不敢也不肯去正视资产阶级的民主,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尤其是在分析《人权宣言》时,只谈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和《人权宣言》的虚伪性,全盘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似乎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谈论的专利。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解放了思想,发表了诸多论文和著述,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论证了《人权宣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以及对近世社会的深远影响,同时为无产阶级民主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由过去的一点论到如今的两点论的分析,无疑是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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