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法国大革命分期的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照搬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国大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即君主立宪派、吉论特派、雅各宾派统治。而且将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的终点。 以王养冲为首的我国学者，通过深层的分析，提出了六个阶段分期法即增加热月与督政府、执政府、帝国三个阶段，将大革命终结的时间延伸到1814年拿破仑帝国失败。这样的分期，不仅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和曲折反复的全过程，而且与国际史学接轨。
    3.对热月政变性质的研究。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这是前苏联学者的观点，也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传统观点。刘宗绪率先发表论文（《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明确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的新见解。他认为，在当时衡量革命与反革命，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反对封建制度，是否坚持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能以雅各宾派的主张和政策为标准。雅各宾专政超越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范围，热月政变实际上结束了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和过激行为，是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历史呈现出似乎是倒退的现象，其实热月党人坚守资产阶级阵地，这恰恰是历史的正常，它使资产阶级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刘宗绪的这一新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从而大大深化了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
    4.对法国大革命中反革命现象的研究。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以旺代省为中心的几个省的几十万农民参加了武装叛乱，反对革命政府。这一叛乱行为，在我国史界长期以来认定就是反革命。早在80年代，英、法的史学家已经提出异义。在我国，也有学者对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许虹在《1793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 引用了大量新颖的资料，对广大农民的心态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反对革命不是反革命，农民叛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的结论。为什么农民拿起武器反对革命却不是反革命呢？她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守旧保守的农民对大革命推进的政治现代化的不满、抵制和反抗。例如大革命开始后，非基督教化运动引起广大农民教徒对宗教政策的不满；乡镇行政区划的改变，引起农民心里上的不适应和生活上的不方便，对行政政策产生了不满；抽壮丁更引起农民对征兵政策的不满，极度的愤怒使几十万农民既反对贵族又不满新政府，在行为上构成了对政府的对抗，但是这种对抗，决不是要复辟封建旧制度。所以，农民反对革命决不是反革命。不满政府反对政府，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反革命。这一有说服力的分析，改变了我国多年来公认的旺代农民反对大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简单化结论，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大大深化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深远的意义，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反革命现象。
    5.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我们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有过一些研究，改革开放后，大大拓宽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重新评价。以法国而论，对拉法耶特、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丹东、罗兰夫人，以至拿破仑、塔列朗直到当代人物戴高乐等等，都有新的研究和评价。 其中以对罗伯斯比尔与丹东的评价最为突出。 陈崇武从1979年开始发表多篇重评罗伯斯比尔（《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的论文，对罗伯斯尔比作了独创性的论评，在指出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后期对恐怖扩大化应负的责任。楼均信、张芝联从80年代初开始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对丹东作重新评价的论文，推翻了长期压在丹东头上的“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认为丹东反对恐怖扩大化，提倡分清敌我，实行宽容与人道，是为了维护革命巩固新制度，决非反革命。丹东主张与敌国和谈，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祖国，决非通敌叛国。丹东确曾贪财受贿，但不等于出卖祖国，丹东在革命过程中确有过妥协、动摇，但基本上是一位革命家、爱国者。事实上，丹东在关键时刻的种种表现，不失为一位值得称道的革命家。例如，在1792年秋，当大敌压境，政府中的要人纷纷提出把首都迁出巴黎时丹东却力排众议，还将七旬老母从外地接到巴黎，决心全家与巴黎共存亡，并且发表著名的演说：“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号召法国人民奋起反抗，保家卫国，与那些贪生怕死、准备逃离首都巴黎的权贵们形成显明的对照，爱国之心，昭昭天日。后来，当革命派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反对派决定逮捕丹东，有人秘报丹东，劝丹东赶快逃离法国以免一死时，丹东镇定自若，带着轻蔑和忿怒的神情激动地说：“走！难道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吗？”表示出至死也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不久，反对派果然逮捕了丹东，并将他送上断头台。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丹东虽一度长嘘短叹，垂头丧气，但当他垮上断头台的一刹那，他又显得十分坚定、沉着和自豪，他觉得自己的死是为祖国、为革命而献身，是有意义的、光荣的，于是高兴地抬起头，对剑子手大声地吼道：“把我的头拿去给人民看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丹东在关键时刻的种种表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卖国贼，而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革命家，他无愧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过去我们把丹东说成是“叛徒”、“反革命”，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去生硬地服从某种政治需要，甚至将历史人物任意打扮，不惜篡改史实，这是不可取的。
    第三、中法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中法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也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却很少研究。本世纪最初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半个世纪，我国的中法关系史研究的论文寥寥无几，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64年中法建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少有人研究，只是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受到重视。据统计，近20年，总计发表论文译文166篇，出版著译约30种， 其中张芝联先后发表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与《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两文，对中法关系和两国文化交流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论述，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尤其是近10年，中法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为加强中法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为我国的四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耿昇多年来翻译了大量著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刚起步，仍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土地，我国至今未见有专著问世，尚需国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