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科学实证的地理世界观的建立，日本传统的“崇夏”文化主导型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的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国文明的尊崇观崩溃。书中还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国。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8]（P230）
    基于这样的历史传承，因此，当原来维系东亚国际关系的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就很容易利用外部力量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对东亚诸国进行重新定位，以使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日本心目中原有的中国的大国形象受损，对朝鲜的蔑视有增无减，认为朝鲜是“亚洲中的一个小野蛮国”。[19]（P148-149） 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日本的自国认识又使其感到现实的危机，于是决定向西方学习，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以及外交模式、原则，融入欧洲条约体系之中，并通过国内的近代化建设充实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欧美列强比肩的国家，成为东亚盟主，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代华夷秩序。这就使日本产生了以“日本中心”主义为特色的国际秩序论，对周边国家产生“制霸思想”，最终在19世纪下半叶东亚秩序转换的“乱世”中异军突起，将日本的近代世界秩序观发展到了极致。这种世界秩序观已经不再是文化主导型的世界观了，而是以军事、经济实力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观了。
    地理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能使处于传统环境中的人们冷静、理性、客观和科学地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日本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300余年间， 基本实现了从古代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到近代世界秩序观的转变。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受到西方侵略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能够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国际秩序问题。而中国和朝鲜则仍沉醉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中，未能形成新的近代世界秩序观。中国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所顿悟，但已造成对中国发展机会选择的严重失误。朝鲜国小且贫弱，却无视世界已步入近代条约体系的国际大环境，盲目乐观自信。中朝两国都未能对东亚形势的巨变以及将要面对的严酷现实进行深刻的认识，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这是近代中朝日三国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朝日三国近代外交取向之比较
    近代欧洲条约体系是以国家主权、武力扩张和势力均衡为特征的近代国际体系。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开始冲击东亚世界。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终究未能避免与诞生了300多年的近代欧洲条约体系的遭遇。 东亚三国开始相继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三国的世界秩序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外交取向面临着一场实战的考验。
    在19世纪下半叶，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或受到浪潮冲击的国家可以分两大类：一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一类是非西方文明圈的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前一类大体上是同质文明之间的新旧因素的转换。而后一类则是异质文明的引进与传播。因而表现出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10]（P270） 而后一类国家在接受西方挑战时的对应是迥异的。
    世界秩序观终究是要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因此，世界秩序观不同，就会直接造成对外策略的差异和外交取向的不同。这是世界秩序观与外交取向的一般关联。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相继开国，而朝鲜却在日本的威逼下开国。这种开国意味着不久将有可能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但能否唤起各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却是一个民族捍卫自强的重要条件，而自我陶醉、无视他民族的发展，势必成为阻碍其融入国际社会的桎梏。一个民族只有意识到自身强烈的生存危机，才能树立不败的立国精神并以灵活变通的外交取向赢得自己的国家利益。
    数千年来，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坐标是以“中国”与“四夷”相对称。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仍然维持“中国中心”的思想，不能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为自己准确定位，更没有形成危机意识。由于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认知的思维方式难以摆脱“华夷秩序”理念，因此，清政府不能把西方国家在中国拥有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对近代国家看来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条款视为危害，反而认为是华夷秩序下中国羁縻外国人的正当手段。相反却把“外国使节进京”、“与中国官员平等往来”和“开放通商口岸”等近代国家看来是正当的双边关系视为关乎中国国际体制生死存亡的大事。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没有脱离传统的“华夷之辨”世界观。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是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延续。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万国公法》的传入，才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但此时，不平等条约已如沉重的镣铐被紧紧地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难以摆脱。当清政府认识到条约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法律作用以及后来实施“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时，却忽视了壮大国力、充实军备，最终只能造成“国微言轻”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出于传统华夷观念作祟和国防的需要，清政府对周边国家却仍保持传统的朝贡关系，在对朝关系上尤其突出。“晚清对外关系逐步开始出现近代与传统之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共存的过渡局面”。[20]（P50） 这既延误了自身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也深深地影响了朝鲜近代外交的开展。
    朝鲜深受中华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继承了汉族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的深刻偏见，形成了只认大国文明的绝对理念，不与中国外的其它国交往，造成了朝鲜的痼疾，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识。尤其是在朝鲜的“小中华意识”的支配下，全国上下视一切与传统儒学价值观念相悖的外来事物为洪水猛兽，也助长了朝鲜人的盲目自大心理，使之成为近代东亚最顽固的奉行锁国政策的国家。由于对国际条约知识的茫然无知，在与日本签订开国条约时，让日本占尽了便宜。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朝鲜的统治阶层首先在观念上并未放弃传统的朝贡关系的理念和原则，恪守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但在中国情势日益危急，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艰难处境中，却又不无试图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现实努力。这一点与清政府极为相似。
    对比中国和朝鲜，日本的世界秩序观和近代意识相对成熟，危机意识最为强烈。“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思想、信仰、生存和地位等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不安全感”。[21]（112） 西力东侵，原来维系中朝日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日本在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后，能够尽快地认知世界大势，经过相对短暂的磨合后，迅速调整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自主性的选择，确立新的外交坐标。这表现在日本接受西方的外交模式，接受主权平等观念和对等的礼仪，建立近代外交体系。虽然相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当时东亚国家都是弱国外交，但日本比较灵活多样。对欧美先是屈从，后是协调甚至利用，同时还主动与中国和朝鲜建立近代外交关系，达到先发制人、先入为主的目的，使东亚国际关系一步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最终，日本利用欧洲条约体系对华夷秩序的破坏，最后颠覆了华夷秩序，成为东亚近代第一次秩序转型中的最大赢家。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吸纳西学的实用主义和片面性，在此后的明治维新的立国精神中，它以“武国”和“扩张”为其最高国策，对内忽视自由民主的建设，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将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强加于邻国，靠牺牲周边国家发展了自己，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朝两国带来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