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骞走进西域，商贾们也开始远出中东、近东，3 世纪成书的《魏略》率先记载了一个“大秦国”，其云：“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所临的“西海”如此辽阔和奇幻，就有许多学者说“大秦是罗马”了。究其实，西海是西域诸国正西的里海，因此大秦国应该是在南高加索一带。
    “大秦国”史说辩伪
    《魏略》是一部失传了的私撰历史，作者鱼豢对于东汉、曹魏时期的各种史实，能兼收并蓄，因此有人责怪他“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例如，它既说横渡西海“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又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丹）迟散城……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后世的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是“芜累”呢？
    事实上，通过对安息、条支在里海以东的认识，我们已经确认“西海”即是里海，而这个“六日乃到”的说法，又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里海“最宽处要走八日”，不谋而合。如果再循了“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的方向，则不难推定大秦、海西是在里海西岸的结论。
    然而，5世纪成书的《后汉书》却只记录了“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 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入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的故事。原来，甘英到了条支附近，即“思土恋慕”想回家了，于是编造了一些说法来蒙骗上司，而《后汉书》拿官吏的谎言当真，就只能怪这部“正史”的作者没有眼光了。
    此外，《后汉书》也有五六百字关于大秦国的记载，如：“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郡）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书》……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云云。此中除“大秦王安敦”是它的新说，其馀多是《汉书》、《魏略》的节略。
    有人为了附会“大秦即罗马”的立论，就说“大秦王安敦”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至于“人民……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样的人类学问题，他们就无以面对了。其实，元朝就有人名“安童”者，它是蒙古语“金”字Altan（“阿勒坦”）的转音，“安敦”也可为大秦王是蒙古人种的证据。
    《大秦景教碑》
    明朝末年发生了又一次“大秦事件”。那是1623年在长安附近出土了一座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来华教士所立。聂斯脱利派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反对已成正统的三位一体说，而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其信徒东逃至波斯建立据点，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译称“景教”。《大秦景教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记叙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既然“大秦景教”就是“波斯景教”，“大秦即波斯”才应该是合理的结论。
    唐代称波斯为“大秦”，当是承袭了汉代“大秦国”之名。关于大秦的人种，《后汉书》说“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魏略》则说“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两者都说到大秦人种是相同的，并且认同中国，因而被视为秦始皇的同类。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一伊朗男性具有蒙古人种基因（中亚地区高达三分之二），这是蒙古人种统治波斯两千余年的见证，它至少可以远溯到纪元前的“美地亚--波斯王朝”。因此大秦国人“有类中国”的说法，是不必怀疑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秦”是有所血缘专指的。统一中国的西秦部落为“嬴姓”，也就是实为“金姓”亦即“安姓”，也就是西北地区的通古斯--爱新部落。而齐鲁居民“东夷”也是通古斯民族，故尔《汉书·高帝纪》有“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的说法。因此《魏略》之“大秦国”，是波斯西北部的通古斯民族。
    《新唐书·西域传》则说“波斯……东与吐火罗、康（居）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波斯湾），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又说“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因此，与唐同时代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王族，也是通古斯--月氏（兀者）之裔。而“拂菻”或“大秦”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古代正是美地亚，现代则是伊朗的内阿塞拜疆（东阿塞拜疆、吉兰、赞章）诸省，和被沙皇俄国分裂出去的阿塞拜疆国，中心分别是大不里士和巴库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