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岛国根性”
    何谓“岛国根性”？根性者，秉性、德性也。日本四面环海，生活资源丰富，罕有外敌入侵，自成一统天下。在这种自然风土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等近邻相比，确实具有独特之处。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文主要剖析中日摩擦的远因近果，所以把焦距对准日本国民性中的负面部分，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岛国根性。当然这样会冒偏颇的风险，读者如要系统了解日本文化，请参阅其他相关著述。
    岛国根性其一：扩张欲望。大海既成屏障，又为通途。日本自古以来，罕有外敌入侵，但却频频出海闹事。除去隋唐时期锁定中国为模仿目标，遣唐使、入宋僧留下诸多美谈佳话；此前几番进退半岛，此后屡次跳梁华夏，近代四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封闭环境中积累的能量，不在内耗中爆发，就会向外界渲泄。日本皇室号称“万世一系”，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部调节机制，同时也惊骇其内部积怨外泄时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已被明代倭寇、近代侵华日军之残暴证实。
    岛国根性其二：排外倾向。中根千枝教授用“纵向结构”来解析日本社会，（注：[日]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颇得要领。在闭塞而保守的社会里，人们无条件服从上司命令（最高上司即天皇一人），对不在一条纵线上的他人满怀孤疑甚至敌意，唯恐外来者打乱秩序。
    江户时代不少《漂流记》留存下来，作者大多是渔民、船工，遇风漂流异国，按照当时的陈规，一旦步出国门，即被视若异类，永世不得返乡，其绝情如斯！这种风气至今犹存，“二战”结束时被抛弃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中日建交后陆续归国，但在母国普遍遭受歧视、排斥，很少有人为亲属接纳，沦落为再遭抛弃的“孤老”。日本人对同胞如此，外国人的境遇推而可知。
    在我从事的遣唐使研究领域，读到过一条史料：一位名叫高内弓的入唐留学生，携唐妻及子女回国，途中遭遇风浪，日本船主为了祭海神，把随船唐人、高内弓妻子、乳母等4人抛入海中，连襁褓中的混血婴儿也不放过。（注：《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条。）在现实生活中，外国人受到歧视属家常便饭，故人云“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极端排外的岛国根性必是重要因素之一。
    岛国根性其三：独善主义。我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像青木正儿那样的一代汉学大师，竟然也为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倭寇大唱赞歌。（注：青木正儿（1887-1964），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所著《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艺术考》、《北京风俗图谱》等独步当代，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1988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对侵华日军使用了“杀人犯”一词，一位交往有年的日本教授颇不以为然，致书辩称：“为国家忠诚而战的军人，与战争合法与否无关，一概受到后人尊敬。”很显然，日本人分辨是非，唯以本国利益为基准，而弃国际法则、区域利益、邻国死活于不顾。祭拜甲级战犯、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慰安妇道歉等等，均遵循了这一逻辑。
    岛国根性其四：盲从心态。最后必须一提，自“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得以肆虐，实与日本国民的群体盲从心态相关。周建高先生撰文指出：“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注：周建高：《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读书》2004年第6期。）
    对此我有同感，日军侵华期间，政党、团体、企业竞相出钱出力且不说，连自命脱俗的佛教、神道等宗教诸派也多甘为爪牙，普通民众则打着“祈战死”旗号，妻送夫、母送子、姐送弟、妹送哥，一派争先恐后、全民皆兵的景状。
    这种盲从心态来自何处？首先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关，依据中根千枝教授的“纵向构造”理论，万众唯天皇命令是从，整个社会缺少横向制衡功能；其次知识分子难逃罪责，中世以来日本的“士”专指武士，居社会统治阶层，所以侵华战争中极大多数作家讴歌“皇军”，对民众起到误导和煽动作用；再则集团意识也是元凶，日本民众被编入名目繁多的组织，成员之间强调行为划一，个人良知几近泯灭。
    六、面向未来
    地近而情远、富足而吝啬、文明而野蛮、国小而志大--日本的多重性格，让人捉摸不透。这种畸形人格，大抵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后。作为东方农业国，其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作为西方工业国，其原料匮乏，文明底蕴浅薄。
    日本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工业国的层面，原料进口、产品输出、制度引进、技术交流等，俱需依赖国外市场，因此国际化程度颇高。但作为东方农业古国，二千年来形成自给自足传统，对外来影响则极力排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日本对工业品贸易大开方便之门，对农产品进口则闭门锁国，甚至出现如此言论：“进口外国大米，意味放弃日本文化。”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工业化程度落后于日本，但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农业）与时共进，扬弃不合时宜的糟粕，带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的改观，于是在多个层面与日本形成错位。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中日建交之前全面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经贸、文化领域的摩擦递减。但在人本色彩相对浓厚的政治意识层面，中国希望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大局观之，日本则固守封建传统之牙城不放，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比如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屡屡以传统的“生死观”为藉口，然而拿本国古代的“冤灵”、“荒神”信仰解决现代的国际问题，显然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谈到中日关系，周恩来曾用“二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形容。问题是，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五十年的罪恶而抛弃二千年的友好呢？还是着眼二千年的友好而洗刷五十年的污垢呢？这是考量政治家资质的分水岭。
    目前，中日之间国民感情的鸿沟正在加深，在政治板块激烈碰撞的当今，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必须拉响“海啸警报”。只要着眼于比政治拥有更广阔地盘和更悠久历史的经济和文化，就一定可以渡过一时的政治危机。我相信，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日本国民，迟早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展示其良知和睿识，走出封建社会和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地震多发国日本既然创造出Tsunami（海啸）这一世界共通语，一定会有智慧和勇气去避免中日以及东亚海啸惨祸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