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晚年不无感触地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地球 濒临毁灭为代价的”，“考古学应有能力来回答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问题”（注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这一论断不仅深 切地指出了农业文明发生以来人类活动对整个地球系统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也向考 古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义不容辞的研究命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日趋尖锐，诸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 森林锐减、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问题，无不严重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此 形势下，国际科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组织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70年代组织了 “人与生物圈计划”（MAB），80年代组织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至20世 纪80年代后期，人类所面临环境灾难的规模之大，程度之重，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 都必须用“全球性”方可概括。于是，“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 Change Study） 这项由70多个国家参与的超级科学计划应运而生。
    “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为人类学家所使用，当时主 要是用来表达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愈来愈不稳定，特别是国际安全和生活质量逐 渐降低这一特定意义。至80年代，自然科学家借用并拓展了这一概念，将生态系统的各 个圈层纳入了“全球变化”的范畴，突出强调地球环境系统及其变化。由于该计划的目 标是针对整个地球系统，包括其演变过程和人地关系，所以，它包括“过去全球变化计 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主要的子计划。所谓的“ 变化”，具有“恶化”或“有恶化趋势”的含义。目前，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已经 形成了一门新兴的科学--“全球变化科学”（Global Change Science）（注：潘家华、 庄贵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联手--合作开展全球变化科学的研究》，《可持 续发展研究》，2002年1期。）。
    我国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的权威机构所制定的“优先领域”（“九五”期间至2010年）， 将“古气候、古环境研究”列为第一项。并提出目前有关“过去全球变化研究”应当关 注下列问题（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球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高等教育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1998年。）：
    1.过去发生过什么重大全球变化事件
    （1）冰期和间冰期存在什么样的温室气体以及地表温度如何变化？
    （2）如何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记录？
    （3）近千年来区域和全球地表温度是如何变化的？
    （4）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的图像。
    2.地球系统的自然反馈在何种程度上对温室气体有贡献
    （1）过去的人类活动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
    （2）过去的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
    3.气候变率问题
    （1）过去年代的气候突变事件的揭示；
    （2）气候变率分析。
    中国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发起国之一，在全球变化研究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目前 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憾，其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几乎由清一色的自然科学家组成；在“ 过去全球变化计划”方面，则主要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进行。这种状态导致了两个 严重不足：其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结合极为薄弱；其二，在“过去全 球变化计划”方面，数千年到数万年尺度的研究极为薄弱。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全球变 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考古学对于前述“过去全球变化计划”的重点问题以及目前所存在的缺陷，都可以发 挥其他任何学科难以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