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与现实：“国中之国”政治地位的成因
    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1]，民主的基础十分薄弱。社会民主党右翼艾伯特、谢德曼等人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2]（P24） 垮掉的仅仅是君主制的外壳。共和国保存了大量旧帝国的残余，国防军就是旧陆军的浓缩，继承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虽然国防军在形式上向宪法宣誓效忠，但实际上独立于国会之外，国会始终未能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军队，反而是国防军利用危机介入政治，加速了共和国的崩溃。国防军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这种政治地位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防军的特殊政治地位是近代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在政治上的历史延续。作为近代德意志国家的母体，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自腓特烈二世（1740-1786）以武力确立了普鲁士的强国地位以来，军队的特殊地位，军官团、军事部门均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这些军国主义的特点就深深烙在德意志的政治生活中。[3]（P142） 德国的统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这极大强化了军队的地位，并使军国主义深入到整个德国的肌体中。在第二帝国中，军队是权力和影响的象征，它向皇帝宣誓效忠，不需服从宪法。“在整个德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总参谋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3]（P327） 战败导致了革命和君主政体的崩溃，军队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军国主义的影响在共和国并没有得到清除。当战争结束时，德军还在别国领土上作战，造成军队并未战败的假象，而是被所谓“背后一刀”的革命击败的，对“军队铁拳”的盲目崇拜和信任仍然广泛存在于德国社会中，甚至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也认为，军队的荣誉应予保留。“尽管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具有悠久的反军国主义传统，但该党党员永远也不能从本国民族主义历史的记忆中消除德国军队的荣誉。”[4]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仍旧由容克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防军从一开始就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独立地位，这是对旧帝国军队特权地位的直接继承，也是军国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
    其次，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严峻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共和国需要依赖国防军来维持生存，这种依赖性决定了国防军的独立政治地位。由于“十一月革命”十分突然，人们缺乏准备，无论社会民主党右翼，还是斯巴达克派，都没有掌握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是否能争取军队心悦诚服地站在新成立的国家一边，毫不含糊地使之服从政治领导，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5]（P201） 为巩固统治，社会民主党右翼决定同旧军队合作。1918年11月9日，副总参谋长格勒纳将军打电话给艾伯特，提出“军队将受政府的支配，作为回报，陆军元帅（即兴登堡）和军官团希望政府支持在军队中保持秩序和纪律并准备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战斗。”[6]（P11）。这样，旧军队成为新生共和国的保卫者，指挥权仍然操在军官团手中。但军官们绝不是民主共和的信徒，如何在君主制倒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并使军队存在下去，是总参谋部暂时与共和国合作的主要动机。“共和国的领袖大多地依靠军队来支持他们，以抵御极“左”分子接收政权的威胁，以致他们对军队所施加的有效限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军方却大大地利用了这个弱点”[7]（P311） 在政治上并不服从于国会和宪法。
    再次，在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和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有利于国防军的漏洞。《魏玛宪法》规定，军队超然于政治之外，但第48条又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动用军队维持统治。军队就同总统的权威联系在一起，并使它在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因素。共和国末期的总统独裁就是以国防军为支柱的。虽然总统对军队的命令要经过国防部长或总理的副署，但是他们既受到总统的领导，又受到国会的监督，常常左右为难。而且，根据宪法，总理由总统任命，国防部长由总理提名，经总统同意。国防部长对国会负责，但总统有权解散国会。到了共和国后期，总理和国防部长丝毫不会对总统的军事命令提出异议，总统和军队实际上是直接领导关系，完全不受国会和政府的控制，“由一位议会国务秘书对国防军进行监督这个打算却从未实现过”[5]（P299）。国防军牢牢掌握了征兵和补充军官的权力，还向国会隐瞒了预算拨款的具体用途。国防军能够逃避议会的监督，“首先在于国会自己，因为国会的多数不理解议会的任务是把武装力量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首先对于右翼政党来说，国防军简直是不可触犯的”[5]（P300）。 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长期受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令人惊讶的。
    最后，“国防军之父”泽克特将军对军队政治性格的塑造。军队的政治态度首先取决于军官团，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1920～1926年任陆军司令的泽克特将军对魏玛时期国防军的政治立场具有决定性影响。泽克特出身于贵族，战功显赫，素有威望。从政治上讲，泽克特是君主主义者，更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信徒。他主张，军队是国家统治权的基础，“军队服务于国家，只服务于国家，因为它就是国家”[6]（P400）。据此原则，他将国防军变成了“国中之国”。 泽克特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并在内政外交方面赋予了国防军特殊的立场和行为准则。在外交方面，泽克特始终敌视英法，强烈反对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主张同苏联接近，极度仇视波兰，计划同苏联再次瓜分波兰，恢复1914年德俄边界。在内政方面，泽克特强调军队的独立地位和对他个人的忠诚，“他从未真正努力过使他自己或军官团同魏玛民主相容，在他领导下……陆军首先忠诚于军事领导而不是政治领导”[8]（P283-284）。泽克特要求军队必须“非政治化”，超越政党，效忠于永恒的国家和民族。虽然泽克特要求军队超然于政治，但并不妨碍他以国防军为筹码干预政治。在1923年危机中，他以“军队不再信任总理”为由，逼迫斯特莱斯曼辞职，并根据第48条规定建立了军事专政，这些都成为他的继任者在政治上的样板。泽克特的影响贯穿整个魏玛时代，他对民主共和的敌视和对军队地位的维护，同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破坏民主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