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稳定与危机：国防军对共和国政局的影响
    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左右逢难。一方面基本未触动旧的德国政体，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视为“革命的叛徒”加以坚决的反对；另一方面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就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加以坚决的颠覆。[9] 面对左右两面的攻击，军队的态度和行动成为共和国生存的重要因素。根据艾伯特-格勒纳协定，由总参谋部负责从前线调部队回国维持秩序。但厌战已久的旧军队无力完成任务。1918年11月24日，兴登堡下令成立志愿军团，囊括了各色亡命之徒，由旧军队的军官和军士们指挥，成为国防军正式成立前共和国主要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镇压革命的先锋。社会民主党政府利用志愿团对德共进行“总清算”，杀害了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工人，扼杀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十一月革命”最终失败。志愿团的血腥屠杀暂时压制了对共和国来自左翼的威胁，为资产阶级巩固统治争取了时间。
    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共和国正式成立， 国防军成为共和国最强有力的专政工具。从1920～1923年，共和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危机。首先是1920年卡普暴动。这次右翼暴动得到了国防军的同情，泽克特拒绝向叛军开枪。但是，他同样看到，暴动不会有结果，不与暴乱者合作，国防军大体上采取了中立态度。暴动很快失败了，但其真正意义在于公开了共和国和国防军的矛盾，军队在对付右翼势力时远不如镇压左翼努力时积极，它对共和国的忠诚很值得怀疑。暴动令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引咎辞职，其继任者愈加难以限制泽克特了。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军成了“国中之国”，对政府的政策更加阳奉阴违。[10] 接着对共和国的冲击来自左翼。1921年3月，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德共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3月19日，国防军和警察开进中部工业区，对工人采取镇压行动，约6000名工人被捕。赔款问题和鲁尔危机引发了战后危机的总爆发。1923年10月，共产国际根据德共夸大的报告指示准备武装起义，同时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合”政府。艾伯特总统援引宪法48条，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军队随即开进上述两邦，强制解散了政府。10月23日，德共在汉堡发动起义，被国防军镇压了。另一方面，在巴伐利亚，帝制派分离势力和纳粹党也在策划叛乱，并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11月8日，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暴动”。消息传到柏林，艾伯特立刻授以泽克特将军全权，建立了临时的军事专政。泽克特命令亲信接管巴伐利亚的防务，实行新闻管制，下令禁止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活动。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共和国终于克服了左右两面的冲击，完成了币制改革，稳定了国内市场。然而，仅靠军队维持的军事独裁显然缺乏基础，因此，在危机过后，泽克特于1924年2月还政于政府。无论国防军本意如何，在1920～1923年的危机时期，它的确是极其重要的稳定因素。
    自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国际地位初步恢复，这为国防军秘密重整军备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1924～1928年，军队显示出更大程度上愿意与共和国政治家合作的意愿，对政局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艾伯特总统病逝，老牌军国主义者兴登堡元帅当选总统。一般人认为这是右翼保守势力的重大胜利，但是，在他当选后还是为维护稳定和秩序尽了职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当选暂时理顺了国家与军队的矛盾关系。从这位前军队领袖的身上，国防军找到了代替以往君主的权威象征。“在同时兼大元帅的这位总统和国防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防军听命于他，而他也听从国防军。”[11] 这种特殊关系对保持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和国的变化。1926年10月，泽克特将军因接受皇太子参加演习而被迫辞职。继任的海耶将军表示在处理与民事当局的关系时，军队有时也犯有错误。国防军甚至准备在军事政策上与内阁制定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合作，并表示愿意切断与反共和国准军事组织的联系。政府也获得了对军队预算的知情权。[12] 这些变化改善了政府和军队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推行和社会稳定。
    但是，从根本上说，国防军远非共和国的忠实维护者。共和国后期国防军的政治代表施莱歇尔曾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是这个国家将是什么样的共和国。有一点绝对清楚，当我们乐于为它服务时，国家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6]（P260） 在相对稳定时期，国防军暗中加强其政治地位。首先是兴登堡总统与军队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军队的意愿直接反映到国家元首那里，影响政府决策。其次是军队向政府部门的渗透。1926年，国防部成立了“政治处”，成为军队在政府打入的楔子，日益控制了政府的军事政治事务。在这个位置上，“政治将军”施赖歇尔逐渐得势。他与政界过从甚密，颇有政治野心，“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13]（P235），在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军队大权完全转入军队将领和有军界背景的政治家手中。1928年，没有军界背景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因军队财政丑闻被迫辞职，退役将军格勒纳续任。这样，从总统、国防部长到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全部是旧陆军总参谋部的成员，强化了国防军的政治地位，为在危机时利用总统操纵政局打下了基础。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德国经济遭到重创。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40.6％，贸易骤减，超过600万人失业，共和国的繁荣景象灰飞烟灭。经济危机同时引发了深重的政治危机，魏玛民主制度濒临绝境。由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任总理的大联合政府对危机应对不力，使社会各阶层对政党政治极为失望，纷纷转向极“左”的德共和极右的纳粹党，民主制本来就薄弱的社会基础日趋瓦解；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使国会内部山头林立，政府得不到多数支持，最终导致大联合政府于1930年3月27日倒台，议会统治陷入瘫痪。危机为国防军介入政治提供了机会。早在1929年，国防军就开始物色他们满意的总理人选。国防部长格勒纳和施赖歇尔认为，解决危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理，此人要能超越党派界限，根据总统的命令施政。他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兴登堡的同意。在施赖歇尔推荐下，兴登堡任命中央党主席、君主主义者布吕宁为总理。1930年4月1日，布吕宁在向国会发表的声明中称，“他受总统先生给予的委托，因此，这届新内阁不受政党大联合的约束”[14]，清楚地表明其政府的总统内阁的性质。最初，布吕宁政府尚能通过国会施政，但很快就陷入困境，特别是在当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 纳粹党的意外获胜使布吕宁争取国会多数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转向全面的总统内阁，而其靠的是“由施赖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13]（P243）。但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纳粹党的壮大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街头革命席卷全国。
    1931年，纳粹党和其他右翼势力结成“哈尔茨堡”阵线，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布吕宁未能将右翼反对党重新纳入国家体制内，在克服危机上也少有起色，丧失了总统的信任和国防军的支持。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倒台， 施赖歇尔推荐资深贵族巴本为总理，他任国防部长，在幕后操纵。巴本经施赖歇尔同意，摧毁了“民主的堡垒”普鲁士邦政府。自1920年3月以来，该邦一直保持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政府，是维护共和民主的坚强阵地。这一行动是通过授权柏林驻军于7月20日在武力威胁下完成的。此举受到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喝彩，鲁尔工业巨头们立刻向巴本政府提供了36万马克的政治献金，但由施赖歇尔支配。[8]（P406） 由此可见，巴本政府就是国防军的政治木偶。但是，在7月和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心想单揽大权的希特勒拒绝加入巴本的联合政府。巴本要求总统授予全权，废除宪法，进行一次旨在恢复君主制的宪法改革。当施赖歇尔发觉巴本想脱离他的控制时，表示国防军不支持政府，迫使巴本辞职，由他自己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军干预政治达到了最高峰。他企图拉拢纳粹党内部反对派的计划因希特勒的铁腕而失败，而巴本则反戈一击，向兴登堡提出由希特勒出任总理，他任副总理，控制实权，组成保守党-纳粹党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一方案受到以施赖歇尔为首的军队领导层的反对，但兴登堡总统考虑到垄断资产阶级工业巨头们的要求，决定接受这一方案。1月28日，施赖歇尔去职。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纵观共和国末期的政局发展，国防军充分利用了魏玛民主的危机，从幕后到前台，全面控制了政府，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军队的主导下，带有专制色彩的总统内阁代替了议会制政府，使议会民主制度名存实亡，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国防军对政治的干预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在议会民主制的坟茔上加了最后一抔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