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字与卍字：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关系
    希特勒在1933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假如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 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2]（P23） 在纳粹党兴起、发展和最后夺权的过程中，国防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希特勒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纳粹党的关系是国防军政治作用的重要方面。
    有人在比较德意法西斯运动时认为：“两者完全不同，如果有所相同，便是都依靠了军人。”[15] 得到本国具有封建传统的军队的支持并与之紧密结合是各国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特征，这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纳粹党可以说是在国防军的扶持和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在将军们的纵容和默许下登上权力顶峰的，两者之间的勾结与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首先，纳粹思想集德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大成，在思想上与继承了军国主义传统的国防军有着极深的渊源。其次，两者对德国的战败和《凡尔赛和约》都极为不满，对共和国和协约国极为仇视，在反对共和国、反对和约、进行复仇战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上，两者是一致的，这是双方合作的现实基础。再次，在人员和组织上，纳粹党和国防军也有割裂不断的联系。纳粹党的领袖和骨干分子大多是旧军人或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人，冲锋队吸收了大量未能加入国防军的退伍军人，纳粹党也受到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旧军队将领的支持。最后，在政治上两者也互有需要。希特勒知道，没有国防军的支持，他不可能登上权力宝座，因此必须得到将军们的首肯或默许；对国防军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尚不能抛开民主的形式进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需要一个“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13]（P244） 来组织与军方通力合作的政府，在将军们眼中，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尽管国防军和纳粹党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首先，共和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双方关系有很大影响，当共和国处于危机时，两者多为勾结和彼此利用；而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时，国防军则以超然态度与其保持距离。其次，纳粹党为吸引民众，打扮成“超阶级”的政党，制定了包罗万象的纲领，进行了惑人视听的宣传。在其第25点纲领中有“取缔雇佣军和建立国民军”（第22条）[16] 的内容，矛头直指国防军。在国会中，纳粹党团也对由军人操纵的内阁多有抨击，令国防军对纳粹党有一个考察接受的过程。最后，由于出身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异，双方在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国防军军官大多出身上层社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纳粹党成员大多出身低下，缺少教养，举止粗鲁。因此，许多军官对纳粹党颇为蔑视。出身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具体政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例如，在颠覆共和国后的政体上，国防军比较倾向于恢复君主制，而希特勒在掌权后从未想过恢复旧王室的政治地位；在政党问题上，希特勒要求实行一党独裁、党政合一，而国防军希望是帝国时期在君主立宪体制下“空谈”的政党制，对政治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军队和它的政治代理人。
    国防军与纳粹党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三阶段：1919～1923年扶持、庇护阶段，1924～1928年彼此观望阶段和1929～1933年接近、合流阶段。在战后最初的混乱时期，右翼组织多如牛毛。国防军从反对共和国、反对和约出发，对各种右翼势力十分关注，积极拉拢和加以控制。“国防军周围有一群黑（非法的）组织”，[11]（P48） 这已不是秘密。纳粹党早期也得到了巴伐利亚驻军的扶持。希特勒通过罗姆同军方建立了联系，在国防军的资助下，创办了《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当巴伐利亚政府以阴谋暴动为由禁止纳粹党举行集会时，军方出面干预，使集会如期举行，国防军还向纳粹党提供了车辆和武器。正是在国防军的卵翼下，纳粹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整个巴伐利亚，但是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关系出现了断裂，但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这从暴动后对纳粹党的宽大处理可见一斑。在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国防军也在政治上倾向于和共和国合作。但是，这一时期，纳粹党却构建了思想体系，确定了合法夺权的策略，并健全了组织，扩大了对中间阶层的影响。同时希特勒也着力改善同国防军的关系。他在演说中说：“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17]
    1929年经济危机为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国防军利用危机操纵了政局，而纳粹党则利用了社会广泛的不满，大肆鼓动宣传，在1930年9 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同时，纳粹运动也开始影响军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许诺，吸引了许多渴望晋升的官兵加入纳粹党。这时，国防军一方面害怕纳粹党篡夺军队的领导权，一方面又希望在国会中同纳粹党合作，将其纳入军队的轨道。国防部长格勒纳发布命令，禁止军人加入纳粹运动，并对三名宣传纳粹思想的尉官进行了审判。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次审判，向国防军保证，无论他本人，还是纳粹党，都无意反对军队，令许多高级将领改变了对纳粹党的看法。
    但是，兴登堡和格勒纳坚持正统立场，并在1932年4月发出了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但是施莱歇尔则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来他从未想到过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但是这并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来谋求对国防军和国家有好处”[11]（P71）。在施莱歇尔的压力下，禁令被取消。施莱歇尔和兴登堡先后会晤了希特勒，希望纳粹党加入政府，遭到拒绝。施莱歇尔任总理后，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出任副总理，以此分裂纳粹党，迫使希特勒屈服，但最后以施特拉塞尔的辞职而告失败。面临垄断资本家的压力，兴登堡也倾向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为了防止巴本组阁，施莱歇尔在最后时刻也转变态度，支持希特勒上台。但是，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是以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为前提的。
    无论是纳粹党早期的发展，还是最后夺权，国防军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在纳粹党清洗冲锋队后向希特勒表示“祝贺”时说：“元首是由我们行列中来的，并且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2]（P149） 这句话可以作为国防军和纳粹党政治联姻的最好注脚。
    国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阶级统治工具，军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暴力工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使军队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领导是任何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一个健全的国家的理想目标是，它的武装部队应该始终只是统治者意志的执行机构。但历史活生生的事实却表明两者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互相作用，并且从而使国家的意愿会深受军方性格的影响。近现代德意志就是如此。“军队是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在1871年建立日耳曼帝国的专制暴政的主要支柱，同时又是阻止成立有效的议会政府和走向民主进程的重要障碍。”[7]（P329） 魏玛时期的德国国防军继承了旧帝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传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从现实政治形势出发，保卫了共和国的生存，但是从根本上说，军队始终站在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利用其特殊政治地位和民主制的危机，积极为颠覆共和国而活动，并且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纵观魏玛共和国覆亡的历史，可以深切感受到一支服从于国家体制的武装部队的重要性。前车之鉴，殷殷可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