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罗马公民便将政治与道德紧紧结合在一起，政治激情净化着道德行为，道德规范则约束着政治声誉，并保证了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政治手段的合法性及廉洁性。这也是罗马古典文明能够全面扩展并达到极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罗马的强大和富裕，为了公民的独立和自由，罗马人不惜蒙受损失，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祖国而死便是死得其所”是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名言，也是罗马人追求的政治情感。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准备战争时能像罗马人这样谨慎，在作战时能那样毫无畏惧。在战场上，罗马人永远凭着自己的本领作战。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机会，而战争则是他们进行操练的机会。公元前500年，为了抵抗入侵的外敌，罗马青年霍拉希斯·柯克莱斯冒着生命危险，勇挡敌阵，赢得了罗马军队最终夺取胜利的时间[5] Ⅵ。55。而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期，由于迦太基人厌战，于是派被俘的罗马执政官雷古卢斯随迦太基使节去罗马媾和，条件是如果和议不成，雷古卢斯必须回到迦太基。雷古卢斯返抵罗马后，不仅不谈媾和问题，反而敦请元老院继续进行战争。他明知回到迦太基，判处死刑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但毫不畏惧[4] 69，195。由此可见，罗马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罗马的忠诚的感情，他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就使得罗马的平民和贵族都能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
    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罗马公民宁愿忍受巨大的牺牲，也要保持相当数量的军队。公元前477年罗马进攻维爱时，非比阿氏族男丁306人除一婴孩留在家外，全部出征，结果全部阵亡。阿庇安盛赞此举为值得赞扬的勇敢范例[4] 32。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与迦太基打得难解难分，罗马军队总共拥有22-24个军团（一个军团约有4200人左右），而此时罗马全部公民总数才只有137000人。因此，阿庇安在分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原因时，极为重视罗马公民俭朴、勇敢、自我牺牲等道德因素所起的作用。他说：“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时，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4] 16
    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基本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罗马公民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财富的大量积聚，尤其是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接触日益增多，这就导致罗马公民身上那种共和初期所特有的朴素和艰苦奋斗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毫无节制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小农经济的瓦解，进一步削弱了罗马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权利道德真空的出现则为这种道德危机提供了一定的温床。据李维记载，罗马的奢侈之风首开亚细亚战争之后。这次战争“第一次把青铜卧床、贵重床罩、地毯以及其他亚麻织物输入罗马。于是，在宴会上出现了演竖琴的歌女，也出现了帮助主人消闲的其他娱乐形式，而宴会本身也开始用极其精密的计划和很大的费用来布置”[6] ⅩⅩⅩⅨ。6。事实上这股奢侈之风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扩大，财富的大量积聚，罗马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接触日益增多而愈演愈烈。清贫与节俭受尊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清贫成了无能的象征，而节俭则是可耻的体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荒诞无稽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景象。与此同时传入罗马的还有希腊奴隶主阶级腐朽没落的道德观念。公元前156年雅典派往罗马的外交使团中有三位哲学家，其中学园派的卡尔内亚德在罗马做了两次论公正的演说，大讲什么当船破落水之时，你可以牺牲别的弱者，而拯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傻瓜[14] 300。其演讲居然令一代罗马青年为之着迷。这种腐朽没落的思想造成了罗马人价值观念的混乱，严重腐蚀了罗马的社会道德。当时在罗马甚至就有人这样抱怨：“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15] 234
    此时的罗马公民已经丧失了政治热情，不再关心政治、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将自己沉浸在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娱乐活动中。为了讨好公民，元老院不时增加节日天数。据统计，公元1世纪中罗马节庆娱乐日每年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到4世纪则增至175天。节日期间，国家主动拨款并组织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一般的娱乐活动，而是观看角斗（人与人决斗，人与兽决斗）以及“战戏”等血腥场面，以供公民寻求感官刺激的欲望。自由民的上层更是挥金如土，挥霍无度。为了显示他们的阔气和气派，他们竞相在罗马和意大利各地修建豪华的住宅、富丽的花园和舒适的别墅，并整天沉溺在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中。他们聘请专职厨师做饭，用银制的餐具盛菜。每餐规定要有多少道菜，多少客人。宴会自然而然成为罗马人生活的中心，罗马富人争相把宴会办得新奇、巧妙，以此炫耀。据记载，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就曾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美食与饮料举行宴会。而卢库卢斯那高消费的“阿波罗餐厅”里，一桌酒宴的费用居然高达5000德拉克玛[16] 454。
    鉴于奢侈之风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元老院也曾经多次颁布法令以求限制，但收效甚微。公元前215年颁布的奥匹乌斯法规定任何妇女不得带半温斯（1温斯合0.91盎司）以上的金器，穿鲜艳的衣服，除公共祭祀以外，在城市或其一里以内不得乘舆。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又颁布《犹利乌斯法》，对饮食上的浪费行为进行限制，但都未产生什么效果。奥古斯都死后，奢侈之风更盛，仅吃喝方面的高消费就足以引起整个罗马城黑市物价的直线上升，从而造成市场及金融秩序的混乱。有的元老建议继位的提比略用立法予以限制，提比略声称当前还不是矫正风俗的时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臭名昭著的纵欲主义者[17] Ⅲ。52-55。尼禄当政时期，由于他本人身体力行的带动，人们更是绞尽脑汁地挥霍金钱以寻求刺激，一般的饮宴已经显得过时，频频举行的各类赛会更是增添了许多新的花样，尼禄与贵族已不再甘心充当观众，他们抛掉惯例直接登台亲自扮演角色。在罗马城内，养娼纳妾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一位贵族妇女甚至还跑到营造官那里去申请卖淫执照。为了安慰极少数正派贵族的自尊心，元老院不得不于公元19年对上层妇女的淫乱行为进行干预[17] Ⅱ。85。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淫乱现象有增无减。有人估计，在“贤明君主”图拉真统治时期，仅罗马城就有娼妓32000人[18] 32。过度的物欲使罗马人基本上丧失了求生的本能，政治气候的变幻无常更是将他们弄到随意轻生的地步，连一贯注重养身的元老贵族也开始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态度，如小伽图、布鲁图及安东尼等显赫一时的人物，都先后以体面的自杀结束生存的痛苦。到公元1世纪，由于尼禄的鼓励，自杀竟然成为男性“美德”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受到普遍模仿[19] VOL.1。此时，罗马奴隶主阶级的奢侈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尼禄的王宫“金屋”位于罗马的中心，这里奇花异草，湖光山色，王宫内部用黄金、珠宝、珍珠装饰，餐厅里象牙镶边的天花板、转动的天花板都可以往下撒花和香水，以至于连骄奢淫逸的尼禄都禁不住称赞自己“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公元三世纪前期在位的埃拉伽巴努斯与尼禄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上衣从不穿两次，其服饰以珍珠钻石，榻床满缀金紫宝贝，在他所经过的路上撒布金银粉末，宫廷所有的器具都用黄金制成。他们的名字成了挥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充分反映了罗马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趣的堕落。
    公元前1世纪以后，及时行乐的思想在罗马颇为流行，诗人贺拉斯就公开鼓吹“及时行乐”为处世之道。北非的塔姆加迪城广场的地上竟然有这样的字句：“田猎、沐浴、游戏与狂笑就是生活。”公元5世纪马赛的主教撒勒维安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纵欲享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纵欲淫荡、粗暴的呼喊、喝得摇摇欲坠，完全丧失了神志，既然经常总是如此，因而可以说这倒是神志的常态。”[20] 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