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们以奢侈享乐为荣不足为奇，严重的是普通自由民也沾染上了这种恶习。大批的自由民“都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21] 92。他们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是古代社会典型的“依靠社会过活”的无产者。“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最为时髦的口号。国家每年都得把大量的年收入用在他们身上。这种情况到了帝国时代更为严重，游民无产者“整夜在酒馆里度过，有些人睡在马戏场拱廊的阴暗处……，他们或在掷骰子争争吵吵……或则从日出到黄昏不管日晒雨淋，张口凝视，聚精会神地评断御者和马，评论他们是好种还是坏种的”[22] Ⅲ。15。这部分人已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社会的渣滓，被马克思称之为“惰民”。公元1世纪时，此类“惰民”约有20-30万人，到3、4世纪时竟达80万人左右。此时，鄙视劳动的思想也颇为流行，连西塞罗也认为：“人们借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产品的手工艺。应当视为卑鄙和下流的，因为谁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谁就要出卖自己本人，因而把他们降低到奴隶的地位。”[23] Ⅰ。2，52
    奢侈享乐之风如此盛行，极大地腐蚀了罗马民族的躯体，给罗马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原先淳朴的道德观念逐渐消失。人们“崇尚财富，鄙视道德，并认为只有大量的财富才能享有崇高的光荣和价值”[6] Ⅲ。26。著名哲学家卢西安说：“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24] Ⅺ。4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贪污和贿赂就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公元前73-71年，维累斯曾任西西里的代行司法官，离任时搜刮的民脂民膏居然达到7000万塞斯退斯，此外还有大量的古玩和艺术品。在罗马政坛一直以清廉著称的西塞罗，公元前51年任西里西亚总督之后，一年之内居然也搜括民财200万塞斯退斯。内战时期罗马公民被金钱收买去参加选举投票，公元前54年，有人公然以800他连特贿选执政官。普鲁塔克指责了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追求官职的人坐在广场上，跟前的桌子上放着钱，用它无耻地收买民众。”[16] 此前罗马人虽然不排斥金钱和财富，但仍旧将安贫与节俭视为有道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对于那些必须经常与金钱发生关系的公民，则要求施予高尚的手段。随着政局的变迁和法制的败亡，人们将发财致富与尽情享受当作惟一的人生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诉诸最为卑劣的手段。诗人贺拉斯就曾经明确地表达了一般罗马公民对于物欲与快乐的追求：“贞洁、真理或任何其他我们过去认为是善行的东西，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痛苦和带来愉快，那么它们就不是善行而是恶行。”[25] 13-14当时罗马世界最为流行的一句格言就是：“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罗马作家佩特罗纽斯曾借其作品中的角色发出这样的呼吁：“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我们全都是芸芸众生而已，谁也免不了要见阎王的，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吧。”[26] 88，89
    对于共和末年以来罗马社会道德的败坏，李维曾经痛心疾首地写道：“内部腐败已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的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一切。”[6] pref在这里，李维将财富的增多视为引起道德败坏的原因，这实在是肤浅之见。因为实际上当时罗马社会的道德败坏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它是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奴隶制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大批自由民脱离生产劳动，并产生鄙视劳动，毫不爱惜劳动果实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奴隶制的劳动条件下，强迫劳动排除了显著改善生产的可能性，大量的剩余产品，完全用来满足富人的癖好。因此“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12] 424。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罗马共和末期出现的这种道德堕落势态甚为不满，除加图和李维之外，作家朗吉努斯和史学家塔西佗等人对这种势态也大加斥责，可惜他们都难以做到挽狂澜于既倒，不能做到“以正压邪”。
    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君主专制的强化，不仅使奴隶主阶级产生末日之感，而且也使被置于专制统治之下的自由民的思想极度没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27] 332这时罗马的自由民一方面追逐声色犬马，从下流的肉体享乐中寻求解脱，另一方面却又俯首帖耳地顺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由于社会各阶层都感到没有出路，于是一切奇异的宗教迷信、巫术魔法便广泛流行起来，终于导致基督教的兴起。罗马帝国后期，奴隶主与普通自由民的悲观厌世和追求享受二者并行不悖。他们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渺茫，在娱乐方面便欣赏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快乐，如赛马、角斗、斗兽和低级趣味的戏剧表演，企图以此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而人们喜爱流血的残酷，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与生命无常的心理紧密相关。有的在宴会上使用的大酒杯上雕镂有亚历山大和苏格拉底的骷髅，提醒人们在享乐时不要忘记荣华易逝，生命无常。
    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进入全面危机时期，道德的解体既反映了也加速了政治、经济的解体，它是促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人们过分追求享乐和奢侈，从事农业经营的奴隶主便将大量的资金、土地以及劳动人手用于经营设有养鸟室、猎场、鱼池等享乐之用的别庄。结果别庄的发展必然使农业再生产的条件日益恶化，它是奴隶制农庄危机加剧的重要条件。奴隶主追求奢侈生活所造成的恶果不一而足。奢侈品贸易的活跃，又使大批贵金属，尤其使白银不断流于国外，导致贸易上的入超。对此普林尼记述说：“据最低之计算，我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即中国）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塞斯退斯，这是我国男子及妇女奢侈的代价。”[28] Ⅻ。18，84
    道德的解体必然加剧政治的解体。因为道德上的堕落使统治阶级更加昏庸无道，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乱之后，罗马公民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逐渐趋于消失，并丧失了此前那种政治热情。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自己的公民权利和破坏公民集体，而此时的元老贵族更是完全抛弃了他们既定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左右逢源；那些拥有国家政治权利的政府官员也肆意践踏国家法律，公开进行权钱交易，从而导致国家政治日益腐败。与此同时，追求奢侈和财富、贪图安逸的风气也像瘟疫一样迅速地腐蚀了罗马军队，这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时即初现端倪。当时士兵惯于闲散、贪婪和劫掠，斯奇比奥曾经训斥道：“你们更像强盗，而不像士兵。你们是一些逃亡者，而不是军营的保卫者，贪婪使你们更像是一伙假期中的游客，而不像是一支围城的军队。你们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寻找奢侈享受。”[4] 285朱古达战争中，朱古达由于收买罗马将领而连连获胜，并口出狂言：“如果能替它找到一个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买得到。”[4] 304到了帝国时期，罗马军队更加腐败。塔西佗借一个不列颠酋长之口，说罗马军队的勇敢，已比他们平时的淫荡大为逊色，“他们在作战时没有妻子在鼓励他们前进，没有双亲在斥责他们败退”[29]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