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其名著《尘暴》中不仅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尘暴，而且分析了这场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经济体系，破坏了那里脆弱的生态平衡。在《尘暴》中，沃斯特想要告诉人们，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定着人对自然的态度，并影响着自然。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30年代大平原上所发生的事情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7] 1986年美国环境史学家A.F.克罗斯拜出版了轰动西方环境史学界的著作《关于白人的成果：900～1900年的生态帝国主义》，向人们展示了政治征服影响下的生态征服，在他看来，“政治史与生态史之间存在着一个过于直接的相似之处”[4] （p182～183）。
    其实，国内外环境史学者也在考虑：“环境史是单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人与人的关系？”[2] （p247）这种考虑或多或少地从他们对环境史内容的论述中反映出来，如有的学者强调环境史的跨学科特征；有的认为环境史必然包括对环境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研究层面；有的重视环境史理论中类似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色彩，等等。相较而言，笔者赞同高国荣博士对环境史的定义：“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1] （p18）因为，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环境史学的特征。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能给生态环境留下烙印的不是个别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是长期的、大范围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只能是一种文化和制度的产物。至少有四种社会变量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人口规模与增长；制度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有关的制度性变化；包括精神、信仰系统在内的文化价值系统；技术变化。[8] （p76）实际上，这些变量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如人口增长就与制度、文化和技术因素相关。所以，如果将生态因素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来，它只有“很少的阐释价值”，“环境现象也只有作为政治的和社会历史的解释才有意义”。[4] （p42，33）
    写环境史，学者不一定非要有狐狸或刺猬的眼光，能像山一样思考，或外星人那样的宏大视野；他们需要的只是在一般史学观念的基础上增加生态观念。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只注意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阶级斗争，缺乏其他视角，更缺乏生态视角，因此当环境史被引进时，其独特的生态意识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很自然的。史学需要研究各种各样的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各种视角或媒介来研究，不仅研究经济差别，也要关注性别差异；不仅比较宗教信仰的异同，也要重视自然观念的差异，等等。环境史不同于自然史、生物史等学科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以人和人与人关系的视角看待自然，或通过自然来看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它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主要区别是，它以自然或生态的独特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二 环保运动与绿色政治
    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环保意识与当代的不同，更多的是为了持久的工业开发而保护资源，这是一种更为精明的、长久的利润获取方式。所以最初的环保运动是由中产阶级发起的，其中不乏开明的企业家，并得到老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这种为了更长久利润而保护资源（或精明利用wise use）运动很快失去群众支持。后来新政时期环保运动再次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尽管这些现代初期的环保运动有各种局限，但其针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锋芒已经显露。20世纪初，环保学家、曾任美国农业部林业局局长和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的吉福德·平肖指出：“美利坚巨人肆无忌惮地劫取和掠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大洲的财富--它把土地潜力看成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因而尽情掠劫，肆意浪费，它只问收获，而不事耕耘……它认为，谁抢夺的自然资源最多，谁就是最好的公民。这样，美德和财富便结成并驾齐驱的伴侣。”1934年设立的国家资源管理局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国家资源是整个国家的产业，应为全体公民的利益而加以保护和利用，而不应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滥用。保护和利用资源是国家的正当职权。“愚昧无知、漫不经心或贪得无厌已将我国的资源糟蹋到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国家政策的任务应当在于使土地的占有和利用为促进全民的福利服务，而不应仅为个人的利益服务。”[9] （p28）但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代环保运动兴起以前，这些略为激进和超前的言论并没有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相关企业界也基本没有感到环保运动的威胁。[10] （p43）
    中外学者都认为，环境史是环保运动的产物，甚至是环保运动的一部分（书写部分）。如美国环境史发展初期基本将环境史作为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有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在1990年曾说：“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环境史是对自然的环境保护的研究。”还有的认为，从90年代开始，美国环境史领域开始拓宽。[1] 从直观或局部而言，环保运动本身是一种因生态甚至卫生环境恶化而起的社会抗议运动；向深层次看，它是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乃至价值观念不满的表现。一位在美国犹他大学政治系任教的中国学者以政治学的视野透视了环保运动，她认为，环保运动的兴起与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关，大致有两类环保运动。一般而言，西方的环保运动是富人（中产阶级）的运动，在经济发达之后追求生活质量。这是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型的环保运动。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环保运动，大多是穷人捍卫生存权的环保运动，也称“草根型的环境抗议运动”。这种草根型的环境抗议运动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比如去关心地球的健康等；而是一个工厂的污水老弄得附近的居民得癌症，或者搞得庄稼颗粒无收，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了。这是一些污染驱动的环境保护运动。它的目标非常直接，就是要消除污染源，或者要求赔偿。这大多是短期的行为，针对的是具体污染源，参与者往往是直接利益者，或者是受害者。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她还提到，环保运动作为一种群众或社会性活动出现，与所在社会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政治开放程度、对自发性社会运动的容忍程度、与政治精英的结合程度、政治的组织和动员机制，等等。[11]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环保运动的主流，就其纲领、组织、活动影响、社会效果而言，并没有出现在环境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因为它本身并不仅仅与环境污染相关。环境史产生于西方国家不是偶然的，与其说它是西方史学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认为，环保运动和民权运动有合流之处，它们都主张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实际上，生存环境最差的仍然是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11] （p42）③ 概念的提出是这两种运动合流的一个标志。的确有激进环保人士认为，其政治立场类似于“南北战争前那为逃往北方或加拿大的黑奴提供秘密通道的人和反对奴隶制的立场……人们有时不得不超越法律的界限……任何一种社会的运动都需要反抗”。他们认为，环保理念是自由主义天赋权利传统，继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之后，在动植物、河流、湿地等自然环境上的体现，“我们终将认识到，自然环境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一个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大自然是最后一个应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阳光下获得一席之地的少数群体”。还有西方学者指出，工会运动初期在本质上是一种环境抗议运动，工人们为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而斗争，很少有其他运动能够对工人的社会环境质量产生如此的影响。[12] （p8，13，257）
    有学者指出，在各国环保运动的推动下，“世界政治学中出现了一种强大的新力量，一种生态或绿色运动，它把地球看作为第一位的，并且把保护这个星球的生态统一性看成是首要问题”。不仅如此，“有充分理由可以坚信，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身已经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创造了条件”。当然，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至少要完成两项历史使命：一要为“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进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二要实现“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达到物质富足的许诺”。[14] （p426，430，435）
    绿党政治在本文范围内，可以看作是分散、自发的环保运动向有组织、有纲领的参政、执政方向发展的表现，是环保运动的社会政治实践。绿党政治、生态政治理论已成为西方政治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绿党是以生态环境为契机，以政治观念、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创新为基础，主张全面改造既存的经济社会结构以最终创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新社会的新型政党。绿党的理想社会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基层社区为中心的民主制度，非军事非暴力的和谐社会，多元一体的世界新秩序。[15] （p26，136～141）④
    欧洲绿党认为，传统政党的一个特征是反生态的政治思维方式，如强调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而绿党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传统政治思维为生态政治思维，由对所有生命形式的尊重的生态和谐，到要求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态的和谐，具体说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政治生活民主化基础上的社会和谐。[15] （p122～123）
    1993年通过的《欧洲绿党联盟：指导性原则》中明确指出：“绿色政治的生态与社会目标既不与自由市场经济一致，也不与国家控制的经济一致，因为二者都以无条件地增长与扩大为基础。”绿党主张的是一种基于必需性的、生态化的和社会规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关于全球经济，“目前国民收入从南向北的流动必须被颠倒。穷国的债务负担阻碍了它们的发展。最穷国的债务负担应被无条件取消”。[15] （p335～336）
    甚至一些环保人士也始料未及地意识到，他们一直争取追求的“一种新的生活目标--不是用生产和消费的标准去衡量的生活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蒙上了政治色彩，并且日渐浓厚。[16] 有学者明确指出，环保运动不仅要保护物种，保护湿地，而是要反对工业社会及其伴生物。[17] （p92）人们呼唤的“环境正义”实际是社会正义。还可以说，环境主义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的历史观念提出挑战。如有学者指出：“环境主义认为我们的进步观念过于线性，甚至自负。GDP的增长不是进步，也不是越大越好。进步必须被重新定义为：更有效地满足实际需要。”[18] （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