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发生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典时代一场决定性的国际大冲突。它历经27年，以雅典近乎毁灭性的失败而告终。作为同时代人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漫长和惨烈的战争做了深刻的悲剧式的探究、思考和总结，自觉地从中探寻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然而，修昔底德尽管关注甚而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其中的所有基本动能和方面（但他未像对待军事和政治那般引人注目地凸显出比军事和政治更深刻、甚至更具终极决定性质的要素；与此同时，他的“让事实本身说话”的古典史述和史论方式也增加了后人从中“读出”这些根本要素的困难）。不仅如此，修昔底德的史书是一部不完整的著作，只记述到战争第20年的夏季便戛然而止。
    关于战争的最后阶段，即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于公元前413年覆灭往后至战争结束，修昔底德有一句概括性的论断：“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8年，以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借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① 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一直引发后世探究的兴趣。毁灭雅典人、迫使他们最后投降的“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是什么？自古以来，最为流行的观点是雅典在根本上败于其民主政治，或者败于这一民主政治在其最后阶段的巨大混乱和严重失控。一些史学家还最为重视雅典民主制城邦的政治家、国务家个人的素质和行为方式，将雅典的失败特别归咎于这类无疑确实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所有这些关于雅典失败的解说都有其局限性，都在事实上留下了未经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未能给予的重大答案。
    一民主政治与战争后期的雅典
    “贯穿大部西方历史，雅典民主政治本身一直臭名昭著。”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阶段，雅典民主政治的混乱、失控与其种种军事后果是雅典终告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两千多年来雅典民主政治为世人所诟病的缘由之一。修昔底德本人对民主政治也颇有微词，他总是将雅典公民大众描述为缺乏足够的理智和易受情绪驱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最早英译者、现代政治思想的创始人之一霍布斯就此断言：“关于城邦的政体，修昔底德显然最不喜欢民主政治。”③
    雅典民主政治（无论其体制或其运作）有重大的局限性，蕴涵着促使雅典人以某种远非健全的方式操作其战争的巨大可能性，并且确实由于经久的战争重压而成了雅典最终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历史文本，就可以发现没有确凿的理由认定民主政治必然导致雅典战败。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发现即使在雅典极为困难的岁月里，民主政治就战争操作而言仍屡有非凡的表现。
    西西里远征覆没后，雅典政局持续动荡，内争激烈，人心动摇，财政匮乏，兵力短缺。然而总的来看，民主政治中的雅典公民大众保持着热烈的爱国激情，民主派具备非同小可的应变素质，由此赋予内外交困中的雅典引人瞩目的振兴能力，而寡头派却总是倾向于出卖祖国。在危难之中，雅典的民主政治表现了非凡的创新能力。修昔底德写道：“和一切民主政治的政府一样，因为他们恐慌了，他们准备把一切事情都整顿好。”④ 公民大会以民主方式议决雅典的10个部落各推选一名贤哲（probouloi）组成一个团体，其职责在于为城邦提供建议和指导。在这10人中间，经考证已知的有西西里远征军统帅之一尼西阿斯之子哈格农和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他俩都曾跟随伯里克利多年，富有政治和军事经验。⑤ 当代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权威、耶鲁大学古典史教授唐纳德·卡根高度赞扬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举措，认为这个团体忠诚和有效地领导了抗击斯巴达的战争。到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为止，它从未采取任何与民主政治相悖的措施。“西西里之后，已经没有伯里克利和尼西阿斯之类人物为此时的雅典提供急需的审慎温和的领导，因此，事实上这个团体体现了伯里克利式的温和特征。”⑥ 依靠经民主产生的这一审慎克制和富有成效的领导，雅典度过了西西里惨败后初期的严重危机，基本上平定了帝国范围内的叛乱，并且在海洋上再次显示了雅典的优势。
    雅典寡头派的表现与此截然相反。修昔底德揭示了寡头派的政变动机，指出这些最有势力的阶级的成员之所以图谋夺取政权，是因为急欲以任何方式结束这场使其财产大受损失的战争。寡头派以恐怖手段发动政变，其可怕程度不亚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被大书特书的雅典瘟疫以及科西拉城邦因内战而来的社会急剧蜕变：“会议中发言的都是寡头党的人……人民看见他们就害怕了，没有人敢说反对他们的话。如果有人真的敢说反对他们的话，他们就马上用适当的方法把他们杀死……人民默然无言……”⑦ 政变成功后，寡头派对内实行暴力统治（即“四百人议事会”统治），对外急于同斯巴达商谈和约，结束战争。在雅典发生党争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寡头分子希望首先保全寡头政治，其次要占据海军要塞以“保全独立”，而如果这也做不到的话，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民主政治恢复后第一批被杀戮的人，宁愿招请敌人来，把舰队和要塞交出，根据任何条件订立和约，只要保全他们的性命，不管雅典的将来如何”。⑧
    与寡头派的政变及其叛卖行为成鲜明对照的是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民主派对政变的反应。民主派舰长色雷西布拉斯和色雷西拉斯两人说服所有士兵（特别是寡头派的士兵）严肃发誓，保证遵守民主宪法，团结一致，尽力对斯巴达继续战争。萨摩斯驻军由此成为坚固的民主堡垒，这对雅典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支舰队构成当时雅典全部的海上力量，从而是雅典安全的根本屏障。它对斯巴达海军的两度胜利--公元前411年在塞诺西马和翌年在塞西卡斯--不仅振奋了连遭灾难备感沮丧的雅典人，也直接促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恢复。
    可见，雅典民主政治即使在政局严重动荡中仍有其一定的精神活力和取胜能力，它本质上并非必然导致战败的根本祸因。柏拉图等古典作家对雅典民主制的责难包含着强烈的偏见，甚至修昔底德本人对伯里克利之后雅典民主制运作的批评也不无偏颇。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抛开对雅典民主制的偏见和鄙薄。1972年，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芬利爵士将雅典描绘为不仅文化上最为杰出、而且内部最为和平的古希腊城邦；10余年后，两位著名的美国古典学家也认为，总的来说“雅典的政治社会非常稳定”。⑨
    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位严厉的教师”。⑩ 在一场用我们当代话语来说是持久的总体战性质的战争中，任何国内体制，无论其原本的素质如何，都必定经受其无情的折磨，发生在其经久的重压下殊难避免的畸变。雅典如此，斯巴达也如此。后者的社会和精神同样在长期的战争中蜕变败坏，战胜雅典后仅35年便彻底崩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阶段，雅典民主政治尽管有上述部分优良表现，但它们远不足以掩盖参与导致雅典最终失败的那些政治上的混乱、失控和愚蠢。问题在于，在雅典民主制后期运行中的这些混乱、失控和愚蠢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