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争和政治领导素质的蜕变
    修昔底德认为内争是雅典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内争又被他非常明确地首先归咎于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导个人素质的蜕变。（11） 自修昔底德以降，关于雅典的几乎所有论说者都至少在相当大程度上赞同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主要的差异在于，卡根等现代研究者指出并批评了修昔底德多少过分地赞颂了伯里克利，淡化乃至掩饰了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一事上的重大责任；他们还不太赞同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死后“对人民影响最大”（12） 的克里昂的过分贬抑，并且指出修昔底德多少掩饰了克里昂的主要政治对手尼西阿斯等的不良素质和严重过错，他们对雅典西西里远征的发起及其惨败负有巨大责任。（13）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雅典主要领导个人素质的蜕变和雅典的内争交互恶化到空前严重的地步。不仅如此，本文第三部分将着重论说的文化特质以及城邦政治和社会心理的病变与这两者紧密交织，互为因果。政局混乱多变，其间有如前所述的寡头政变、暴力统治和贵族卖国行径，连同异常复杂和波动的党争、政变和反政变。这些重大事态有些不见于修昔底德的未完成的史书，而后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了大体完整的画卷，其中卡根的探索尤为杰出。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晚期史中，（14） 尤为突出和关键的是“独特的人物”亚西比得。“围绕雅典人生活中这个独特的人物产生了种种个人竞争、派系争斗和普遍的不信任，这危害了他的城邦，并且与雅典的失败有巨大的关联。”（15） 在这一点上，卡根的看法与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大体一致。（16）
    亚西比得具备了雅典人因其深层文化传统而倾慕的所有个人特质：年轻、英俊、才气不凡、生机勃勃、出身高贵、能言善辩。不仅如此，他还是在古希腊人眼中比得胜的将军还荣耀的奥林匹克赛车冠军，并且连获殊荣。更有甚者，他少时的监护人是伯里克利。他从小在伯里克利身边长大，习染了娴熟的政治技能。因他的家世和才能，他周围的人都盼望他获得举世的荣耀，由此助长了他无穷的政治野心，包括意欲在个人成就和声誉上超过伯里克利。（17）
    一旦克里昂战死，亚西比得的势力便开始崛起。他很快成为民众领袖，挑战尼西阿斯为首的温和派。在亚西比得身上，“向善和向恶的两种倾向同时并存”。（18） 在他看来，导致战争暂停的《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年）仅以其政敌的名义签订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不足信赖。缔约次年，他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随即便暗中策动，力图重新开战。据普鲁塔克说，使雅典人蒙耻的弥罗斯屠杀的主使就是亚西比得。紧接着，他又煽起了远征西西里的狂潮。然而，他平时毫无道德顾忌的生活使他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并且易招政敌的攻击，结果远征前夕他被指控有亵神嫌疑，不得不从他统兵所在的西西里逃亡斯巴达。这位背叛自己城邦的雅典叛徒由其“向恶”的一面驱使，为个人私利替斯巴达人出谋划策，为祸祖国。他毫不掩饰自私的目的：“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享公民权利的雅典。……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19）
    到战争的第20年，终于有了这样的时机。同行的斯巴达军官阵亡和米利都战役之后，斯巴达人认为亚西比得可疑，下令将他处死。（20） 亚西比得难以在斯巴达和雅典容身，因而在惊慌中出逃，投奔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替萨斐尼。从修昔底德的史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后雅典政局的急剧动荡首先出自亚西比得这一分裂性人物。他利用替萨斐尼的影响蒙蔽雅典人，同时又利用自己在雅典人中的影响欺骗替萨斐尼。他写信给驻萨摩斯的雅典军队：倘若贵族政治取代那个放逐他的腐败的民主政治，他就准备回国，和他的同胞一起尽自己责任，办法是先后获得替萨斐尼和波斯国王的友谊，使其供给雅典急需的金钱。正如颇有远见的雅典将军福里尼卡斯指出的那样，对亚西比得来说，无论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都无关紧要，他要求的只是改变现行宪法，以便他的朋友们可以召他回去。（21）
    然而，雅典在战争灾难和困窘的重压之下，外交技巧和军事才能兼具的亚西比得越来越被视为可能的救主。在参与指挥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塞西卡斯海战之后，亚西比得于公元前407年在全城的欢迎和歌颂中回到雅典。雅典人选举他为首席大将军，统领海陆两军，其影响和权力达到顶峰。（22） 他的罪恶已被遗忘，人们记得的只是他的天才。可是，资金的匮乏和肆无忌惮的个性再度毁了他。公元前406年3月在诺丁姆，面对敌军主力，他将舰队交给一个急于表现自己的领航员，自己则率领少数舰只，欲以正当性大成问题的手段为舰队筹措银两。（23） 机敏的斯巴达统帅来山得抓住机会，大败雅典舰队。噩耗传到雅典，亚西比得的敌人立即得势。被操纵的公民大会剥夺了亚西比得的指挥权，这位“最能干最有才能的将军”再度耻辱逃亡。（24） 普鲁塔克就雅典人对亚西比得的看法评论道：亚西比得被相信具有莫大的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如果他努力了，他就无事不能；如果他失败了，原因就必定是他没有尽心尽力。（25） 雅典人所以给他超乎寻常的权力，就是因为期望他能创造奇迹。
    卡根认为，从政治角度看，亚西比得是城邦的负担，一个制造分裂的人物。他能引起人们强烈的赞美和同样强烈的厌恶，而不能获得多数公民的稳定的支持；他不能赢得多数人支持他的政策，却能阻止其他人赢得如此的支持；情势恶化时，雅典人常常指望他的魅力和许诺来获救。亚西比得流亡不到一年，大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剧作《蛙》里写道：“人们念颂他，怨恨他，又盼望他回来。”（26）
    公元前406年，雅典倾其所有而建立起来的大舰队在阿吉纽斯击溃斯巴达舰队。胜利再度冲昏雅典人的头脑，因而斯巴达的求和再遭拒绝。但是，当公民大会获悉雅典将领没有营救25艘被敌击沉的战舰上的官兵以致其溺毙时，群情激愤。冲动的人们相信这些淹死者得不到适当的埋葬，其魂灵将永不安宁，四处游荡。他们控诉归来的官兵未尽救援责任，要求将凯旋的将领全部处死。此项提案获得通过，随即死刑的执行与其判决一样匆忙草率。几天后，雅典人感到后悔，公民大会遂将煽动处死将军的人判处死刑。这件事情“对法律、公正和雅典民主的应有程序的违背令人吃惊”，（27） 也成为后人用来诟病雅典民主的一大证据。这番审判和死刑不仅减少了雅典需要的军事将领，而且在最需要团结和互相信任的时候分裂了雅典人。不仅如此，其后果一直延至公元前405年决定性的伊哥斯波塔米战役，（28） 雅典在其中败北的主因之一就在于“审判将军导致的猜疑和胆怯”。（29） “亚西比得不是军事天才，只是二流的有才能的军人，而自信和野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才能。况且，他作为军人所做的贡献也毁于他在雅典政治中扮演的分裂角色。”（30） 亚西比得耻辱的逃亡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牵累了他的朋友和同伴，而这些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正是雅典此时迫切需要的。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富有海战经验和战功卓著的色雷西布拉斯和特拉门尼不在将军之列，也未指挥阿吉纽斯和伊哥斯波塔米战役。“雅典的生存希望大概在于色雷西布拉斯和特拉门尼的联合领导，是亚西比得的耻辱剥夺了他们的领导职务。”（31）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亚西比得及其引起的“内部斗争”导致了雅典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