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层文化特质与雅典的惨败
    修昔底德的史书对政治、社会和战争做出了杰出的探究和反思。然而，他也许太专注于政治和战争这两项最“高层”的集体行为，以致他虽然屡屡涉及甚或透视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社会、文化特质连同它们与战争的深刻互动，但毕竟未像对待政治与战争那样，格外突出地呈现它们，足够清晰地让后人（也许也让他自己）洞察这类实际上更具终极决定性的要素。而且，作为同时代人，他也无法免除“当代史研究难以消除的‘天然’缺陷”，包括观察的局限性和观察者本人情感及利害关系造成的扭曲效应，还有视距过近难免引起的视野过窄问题，（32） 虽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克服这类缺陷方面，他属于古代作家中做得最好的。与他相比，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条件来“读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更深层的历史大力量。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雅典失败的因果判断无疑是正确的。雅典的失败首先是出于其内部政治在伯里克利之后愈演愈烈的混乱和失控，出于主要围绕亚西比得这一人物而引起和加剧的内争。西西里远征惨败是雅典命运的转折点，而倘若雅典有统一和并非自私的政治领导，远征根本不会被鼓动起来。不仅如此，即使在西西里惨败之后，雅典在其擅长的海战方面仍然足够强大，大可维持自身独立并保有帝国的主体部分。然而，事实证明无可挽救的是政治局势的严重动荡和国务运作的摇摆不定。这些连同少有节制的内争和自私短视的领导使雅典输掉了战争。
    然而，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锐利的目光审视，我们可以察觉，雅典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的失败，其根本的败因是植根于雅典社会本身的某些深层文化特质以及政治社会在经久的战争重压之下的脆弱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剧烈并持久地搅动了整个希腊世界，逐渐颠覆了城邦内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这场战争对城邦内部社会的破坏从雅典战时爆发瘟疫的可怕精神后果可见端倪，在科西拉内战招致的社会道德沦丧中显露无遗。（33） 修昔底德就此写道：“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总是易于犯法的；现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很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34） 从雅典瘟疫、科西拉内战、西西里远征最后阶段和雅典寡头政变导致的混乱状态中，修昔底德由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信念相助，察觉到了在持久的战争重压和侵蚀下城邦社会解体的必然性。
    因此，雅典的问题不只在于它的民主政治中自私的领导和严重的内争，而且在于（从根本上说）“希腊政治文化不能经受得住一代人那么长的战争的压力”。（35） 以前，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大多经过一场短暂的战役就得到解决，但现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27年和无数战役才终定胜负。像其他城邦国家一样，同质和单一的雅典社会因其规模狭小而相对脆弱。雅典不可能进行27年战争而不遭受社会基础的可怕裂变和社会精神的严重病变。没有任何城邦能够这样，包括斯巴达和后来的罗马。斯巴达是寡头政体并赢得了战争，但它的社会基础和精神同样败坏于长期战争，以致胜利仅35年后便彻底崩溃。罗马共和国也是寡头政体，在其长期的对外战争中虽然相当成功，但也必定付出政治变更代价：罗马共和政体经百年内战而终告倾覆。
    植根于希腊文化传统和城邦生活经验最深层的是由荷马咏颂并由赛会竞技加强的一种追求--希腊人对荣耀或卓越的追求，亦即对同侪赞誉和后人称颂的追求。希腊文化中浪漫的英雄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其行为准则是个人荣耀。因而，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希腊人倾向于置私利于公益之上。这一倾向可以回溯至《伊利亚特》中的年轻英雄阿基琉斯，一个既伟大又极端自私的勇士，为了一己之得失而不顾万千士卒丧命黄泉。而且，一旦立意追逐某项私利，固执和要面子就促使他难归正途。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希腊文化中的这种倾向在每个雅典政治领导人身上--从伯里克利、克里昂到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得--都有体现，只是程度不同。伯里克利至死都不承认无数雅典人因他的战争决定而殒命；克里昂热衷于战争和蛊惑进攻，因为这至少有助于他的民望；尼西阿斯小心翼翼，竭力避免战争或大力进取的征伐，以便至少保全他“常胜”和节制的美名；（36） 至于亚西比得，如同特洛伊战场上的烈马、当代的阿基琉斯和人们渴望因之获取救赎的英雄，则是上述倾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头号典型。
    两位美国学者将这种倾向称为“亚西比得综合症”：一方面是非凡的才能--雄心、魅力和高超的说服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与永恒的个人荣耀紧密相连的政治权势定为生活的最终目标，友谊、教育、竞技、政治和战争等等都从属于这一目的。（37） 随着战争的延宕，“亚西比得综合症”从个人扩散到近乎整个社会，私利差不多普遍优先于公益，个人争夺和派系争斗泛滥成灾。雅典的政治文化已在战争重压下被彻底污染，拒负责任和寻找替罪羊已成当下之风，处死将军、出卖同伴和背叛城邦乃习以为常。在最后输掉战争之前，雅典政治文化的蜕变已使战败难以避免。
    与此密切相关，我们还必须指出，雅典文化中独异于希腊的是其空前的“傲慢（hubris）”，那在古希腊的含义是逾越人类的界限，最后必然招致神的惩罚。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38） 用科林斯人敦促斯巴达对雅典开战时的话说，躁动不安、立新求异和渴求进取的雅典人“和你们多么不同”！（39）
    雅典人有着“亚西比得综合症”的基因，民主制和帝国可以说为之提供了近乎独特的温床和到头来发作的很大部分诱因。伯里克利在世时实行有所节制的内外政策并提供了一心为公的楷模，但在他的教诲和鼓舞下，崇奉雅典伟大辉煌的雅典人到头来逾越了界限。到发动西西里远征时，雅典人的征服欲望已经少有限界，或用亚西比得的煽惑之辞说，“我们已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们所已经取得的，因为如果别人不是在我们统治之下，我们自己有陷入被别人统治的危险”。（40） 与此同时，他们中有太多的人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变得太自大、太贪婪，往往由赤裸裸的权势欲驱动。可以说，到战争末期，雅典人大致已变得和亚西比得一样自私、不稳定、易背叛。研究修昔底德的权威、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科纳评论道：“冒险和革新是雅典成长的关键，但也是它过度伸展和惨败的诱因。（41）
    “衰落是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42） 曾经辉煌的民主雅典，连同其内部政治领导，在旷日持久的大战中经历了病变、蜕化和覆灭的过程。雅典终告惨败的一大根本原因是长达一代人的战争，是这格外漫长的战争给雅典社会、其政治机体和国民性格施加了难以承受的经久压力，它撕裂了愈益脆弱的社会纽带，侵蚀掉雅典赖以打赢战争的内在活力，将雅典深层文化特质中的病因恶化到空前程度。修昔底德如此悲叹雅典的陨落：“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43） 无限惨痛，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