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戴高乐没有实现他的政治联盟计划，但没有停止对“超国家”一体化的批评。1963年4月，他强调，西欧联合是法国对外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所有要把我国主权转交给国际最高机构的体制，都是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容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放弃本身主权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外国的地位。”[11]（p424）7月，他批评战后初期“法国领导人所参加的国际性事业，目的总是要把法国在其中溶化掉，……北大西洋组织就是这样……所谓‘超国家’欧洲的方案也是这样，在这样的欧洲内，像现在这样的法国将会消失，只需要它付钱和发表演说就行了。这个欧洲表面上由一些匿名的、无国籍的委员会治理，……它注定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11]（p448-449）1964年1月，他又指出：“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同意把它的命运委托给一个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最高机构’。不管怎么样，法国是不会同意的。”[11]（p491）戴高乐鄙视共同体的机构和共同体委员会的官员。他对共同体委员会首任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颇不满意，因为他总是想扩大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使之朝联邦路线发展。他在下野后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哈尔斯坦“热烈拥护超国家的观点”，简直把他的驻地布鲁塞尔变成了他的首都，并似乎在那里拥有主权，指挥同僚，任命官员，接受大使的国书。他认为哈尔斯坦虽然是一个真诚的欧洲人，但首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其所争取实现的欧洲首先是从德国利益出发的[14]（p193）。
    于是，法国不久与主张超国家主义的意见再次发生冲突。这是在共同体本身的建设方面。戴高乐上台后法国没有反对经济共同体，但特别重视共同农业政策，并希望在农业方面有稳定的财政支持（共同体农业基金）。欧洲派人士积极推动三个共同体（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合并，并加强共同体机构特别是共同体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权力，实行共同体议会的直接选举和加强其地位。1963年共同体议会作出决议，表示仍然寄希望于“欧洲合众国”。1964年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继续进行经济一体化，扩大欧洲议会的预算决定权，用普选方式产生一部分议员，由议员投票来决定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人选等。[12]（p278,281）哈尔斯坦任主席的共同体委员会，也希望按《罗马条约》加强独立的超国家权力。
    在此过程中提出了两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共同体建立“自有财源”，以利于维持共同体的活动，特别是建立共同体的农业基金，而这些资金起初是依靠成员国政府的捐款。共同体委员会希望这笔资金通过对共同体国家自第三国的进口征税来获得。这导致第二个问题，即共同体议会获得更大的实权，特别是对“自有财源”的控制，并从而更像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1965年共同体委员会提出建议，从1967年7月起，与关税同盟同步建成农业共同市场，由共同体提供对共同农业政策的资助，共同体应建立“自有财源”，纳入共同体预算，接受共同体议会的控制，部长理事会应以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共同体的预算。这样试图把几个问题作“一揽子”解决，似乎是一个各方面兼顾的安排：法国得到了共同农业政策并使其资金来源有了保障，而共同体委员会则可以加强自身的权力和共同体议会的权力，使共同体更具有超国家性。
    戴高乐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坚决要求到1967年7月按期实行共同体关于农业财政安排的许诺，但不要欧洲议会对共同体预算的控制，反对加强共同体的超国家权力。共同体委员会未经先行与共同体理事会和各国政府磋商，就把它的“一揽子”建议提交给了共同体议会，更使法国政府不满。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告诉共同体理事会；“不论是布鲁塞尔的委员会还是斯特拉斯堡的议会都没有权利要求……对整个共同体的财政承担责任。”1965年6月，法国在部长理事会上提出农业共同市场继续由各国政府直接捐款来提供资助，直到1970年或部长理事会一致决定的某个较早的时候为止[3]（p343-344）。但法国与其他五国产生分歧，于是顾夫·德姆维尔在6月底宣布中止会议。在此后几个月内，法国拒不参加部长理事会，此即“空椅子危机”。7月下旬共同体委员会提出妥协建议，法国仍然不肯返回会议。
    法国实行抵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原来，《罗马条约》规定，到1966年1月将进入共同体建设过渡期的第三阶段，届时部长理事会应过渡到在多数问题上实行多数表决。而戴高乐不仅不喜欢共同体委员会把自己当作欧洲政府的作派，还坚持反对共同体部长理事会转向多数表决制。1965年9月9日，戴高乐在记者会上挑明了这一点。他把矛头指向了《罗马条约》等现有的共同体条约，说它们是在1958年法国力量恢复以前签订的，反映的主要是其他国家的要求，并说“这次事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罗马条约最初所规定的某些条文真正得到执行的话，我们国家明天将有可能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宣称：“如果我们随波逐流，同时放弃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力和我们的宪法的话，我们看到这种从属关系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的宪法规定法国的主权属于法国人民，法国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和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主权，这里边没有规定任何例外。”[12]（p288-289）[13]（p419）他批评共同体委员会想攫夺各国政府的权力：“存在另一种欧洲联邦的概念，……在那里，各成员国将失去其民族特性，这个联邦……将由某种由老朽的、无国家和不负责任的人们组成的技术性机构来统治。”[15]（p111）10月20日，顾夫·德姆维尔也作了说明：“在重新开始对具体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达成一个政治上的协议。这个协议应该经过细致的准备，应该针对一个整体性的修改。这种修改将能制定出六国合作的正常条件……”这种“整体性的修改”要针对委员会的作用，它应该是找到妥协方案而不是企图强迫人接受它的看法，还要针对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12]（p289）。显然，法国要对共同体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趋势踩刹车。
    法国的这种政策，引起了其他五国的不满，在法国国内也引起了批评。僵局持续了几个月，法国同意重返部长理事会议。六国外长在1966年1月在卢森堡重新聚会。顾夫·德姆维尔提出三方面要求：立即修改关于多数表决的规则，另立一份解释性的议定书，说明当一国政府认为其关键利益受到威胁时，应恢复协商一致的原则；修改委员会与理事会的关系，限制共同体委员会的权限，加强理事会对委员会的控制，为此提出了10条备忘录；就法国感兴趣的问题制定工作日程，包括在4月以前确定农业资助问题的安排等[12]（p291）。当时报界评论说：“实际上，戴高乐政府没有作丝毫让步。”直到1月底，就争论问题--理事会表决方式和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问题--通过通宵达旦的争论，才终于达成所谓“卢森堡妥协”。在多数表决的问题上，记录了双方的立场：“1.在委员会提出的关系到一个或几个伙伴的非常重大利益的建议适用于多数决定的情况下，理事会成员将努力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一项可以为理事会所有成员接受的决议……2.……法国代表团认为，在关系到非常重要的利益的情况下，讨论必须一直进行到达成全体一致的协议为止。3.六国代表团注意到，在未能达成完全协议的情况下如何处置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4.然而六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分歧不妨碍共同体按照正常的程序恢复工作。”法国限制共同体委员会权限的10条意见变成了7条，即“关于理事会与委员会的关系”的文件，规定委员会要与理事会“密切合作”，委员会在提出非常重要的建议之前应与各成员国政府取得联系，委员会提交理事会和各成员国的建议和其他正式议案应在后者得到通知并有了正式文本之后才得公布，共同体以外国家的使团的委任书应同时递交给理事会主席和委员会主席，理事会和委员会确定加强对共同体开支的控制的方式等[6]（p94-95）。不难看到，这七条的目的，是使共同体委员会的活动受到部长理事会和各国政府更多的制约。
    经过这埸争论，法国未能达到修改《罗马条约》的目的，但是却在事实上使得在重大问题上协商一致，继续成为共同体决策的基本方式。预期的向多数表决的转变没有实现。而且，“戴高乐对一致原则的坚持，提高了成员国对各自利益的意识，使他们甚至在没有涉及重大利益的时候也更加不愿在理事会诉诸表决。”[16]（p59）共同体委员会的倡议权没有被否定，但它受到了部长理事会和各成员国政府更多的限制，其作为共同体建设的“发动机”的作用受到了削弱。不久，三个共同体的执行机构合并，共同体委员会改组，法国不喜欢的哈尔斯坦不再担任委员会主席。总之，共同体向超国家主义方向的发展受到了阻滞，而向戴高乐主义的邦联理念、“政府间合作”和“祖国的欧洲”靠近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才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