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过对上海犹太社团的典型剖析，我们可以找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诸 多共性因素。如：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 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 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 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 上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成为一个热点，还因为上海救助了数万犹太难民。60多年前，当纳粹疯 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因种种 复杂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 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 变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
    纳粹不仅在欧洲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也威胁着上海犹太人的生存。1942年7月，纳粹 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 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占领当局抓捕在上海的所有犹太人，并建立三个集中营 关押屠杀他们。虽然这个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日本占领当局于19 43年2月在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 纳粹德国的不断施压以及日本对犹政策的反复无常，使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整整四年中都 处于前途未卜、有时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幸的是，最终几乎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包括中 欧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都熬过大战而幸存了下来，靠的是团结互助和 世界各地犹太人以及中国人民的帮助。
    反犹主义难以容身
    尽管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定居，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 犹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 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 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
    其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两种文明都相 当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虽然他们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异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却 一以贯之，从没改变过。在一块1489年建立的石碑上，开封的犹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 “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 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这些都是反犹主义思潮没有能够影 响中国民众的深层原因。
    其三，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历经磨难。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当600 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之时，有近3500万中华儿女伤亡。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一些地方的反 华行动，如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反华暴行，与在欧洲蔓延多个世纪的反犹恶行极其相似 。这一遭受迫害、屠杀的相同经历，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反对 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
    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总的来看，来华犹太人对中国文化没有像对欧洲基督教文化那种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 ，而是抱着友好、亲近的感情，愿与中国文化交流乃至交融。1840年以后，中国境内中 犹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友好和交融，而非敌对和碰撞，虽然有少数犹商的活动曾损及中国 百姓的利益，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西方殖民主义特征，而非犹太质素所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犹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1920年4月24日， 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的信中写道：“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 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 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最近发现的资料表明，1938年至 1940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先生，是最早向犹太人签发签证，帮助他 们逃离大屠杀的外交官之一。另外一些新发现的文件显示：在1939年，当时的中国国民 政府曾计划在云南省辟出一片土地，用以安置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此计划最终未能实行。从1937年到1941年，当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时候， 许多上海人自己也是难民。尽管如此，上海人民还是尽其所能给予犹太难民各种形式的 帮助。1943-1945年，在虹口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中，犹太难民和他们的中国邻居同甘共 苦，共同的磨难将双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同样，在华犹太人也曾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和抗日斗争。许多犹太朋友参加 了抗日战争或地下抵抗运动，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铭记 着他们的名字。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双枪科亨），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 ，1922-1925年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继续在华工作，成为中 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将军，曾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雅各布·罗森菲尔 德（罗生特）医生，是1939年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离沪参加抗日战争。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 为奥地利的“白求恩”。现在，几乎所有到以色列访问的中国人都要到他的墓前献花。 还有一些犹太朋友加入了中国籍，直到今天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如全国政 协常委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付莱、魏路丝、叶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