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托斯卡纳与法兰西的重要关系 (一)托斯卡纳真切关注法国政局 历史,往往具有两重性,它既帮助人们隐藏秘密,也无情揭露事实真相。第一方面如同法国的“铁面人”,他从1698年起关押在巴斯底狱,死于1703年11月19日,化名为马尔奇阿利,至今人们仍不了解此人的庐山真面目。又如瑞典的威武君王查理十二世,他在率兵进攻挪威时,因被人从近处击中太阳穴而身亡,谁是凶手已属千古疑案。第二方面更加重要,汗牛充栋的档案材料能使人们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内容,使隐秘罪行暴露无遗。扑朔迷离故然引人入胜,而严酷无情却有利于在人世间恢复正义。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中的有关档案向我们揭示出许多事实,说明托斯卡纳大公国曾经密切注视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与第二帝国的政治局势和政府活动,它对法兰西实行一种积极的政策。顺便指出,就本文作者所涉及的档案而言,这里每一卷档案内的文献往往显得比较凌乱,其规范化和系统化不及梵蒂冈秘密档案馆。 当时,托斯卡纳大公国在法国设立了若干外交机构,如驻巴黎的公使馆、驻波尔多的领事馆等。佛国伦萨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着托斯卡纳大公国驻巴黎公使呈送本国外交大臣的许多报告,这些报告有时每日一份(如1852年11月2日至10日),有时每日两份(如同年10月16日与29日)。上述报告呈交的频率和数量可谓惊人,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驻法使节们对于当时法国的普选、法皇的政论、法国的外交政策与战争状况皆有详细的汇报。 1852年2月29日,法国举行普选,选举立法团议员,选举结果支持政府的议员共获五百二十多万张选票,反对者仅获八十多万张选票。托斯卡纳大公国驻巴黎公使馆自始至终关注此次选举,并对它作了具体报导。1852年3月31日,驻巴黎公使波尼亚托夫斯基(G.Poniatowsky)呈送本国外交大臣一个邮袋,其中包括三份文件:法国元老院主席的讲话、立法团主席的讲话、此公使对于局势的评估(注:该档案原件上不见法国元老院主席与立法团主席的姓名。此时上述官职分别由比约和热罗姆-拿破仑亲王担任。)。该档案记载:法国元老院主席“满怀信心地”指出:“普选开始了一个新纪元。除普选之外,其他手段无法稳定局势。(过去)第一个执政与皇帝的政权具有牢固的基础,全欧洲的君主只得组成同盟并在(某些法国军人)背叛的帮助之下才能动摇它……(现在)法兰西国家给予了比第一次更加重要的第二次回答。法兰西完全明白,老皇帝的侄子敏锐地理解了我们国家的前途,从而能够表现出如此勇敢的首创精神。”[1](1852年之三)立法团主席认为:“对于国家而言,我们在此厅内集会体现了一个全新世纪的开端。法兰西给予它的当选议员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信任。她以空前的、压倒多数的投票,向当选的议员们提出要求,即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与能够发挥保护作用的制度,它将给法国带来安全与伟大。”[1](1852年之四)G·波尼亚托夫斯基公使冷静地看到了法国统治集团与共和派之间的矛盾,他在评论中指出:若干刚刚当选的共和派议员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对总统宣誓,因而不得出席立法团会议,但是立法团内共和派还不能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共和派的“卡芬雅克、埃农和卡尔诺先生们在一封公开信中声明辞职。他们表示,议会权力十分有限,他们无权抗议违法行为”。[1](1852年之五)如此寥寥数语,道破了当时法国专制政治的特征。法国是欧洲大国之一,它与意大利历来交往甚多,谁在巴黎掌权、该政权的特色、立法团的党派结构等等对于托斯卡纳大公国来说并非无关紧要与可以漠然视之的事情。 法国1853-1854年的政局,在佛罗伦萨的档案中得到了明确反映。托斯卡纳大公国驻巴黎公使馆及时向佛罗伦萨的外交部转送了拿破仑三世于1853年2月14日在立法团该年会期开幕式上的致词。法国皇帝指出:“已经一年了,我曾经在此处促使你们通过宪法,而后由我根据人民的授权加以颁布。在此期间内,安宁未曾受到侵扰……政府首先考虑的是治理法国和安抚欧洲各国。”[1](1853年之二)第二帝国将推行何种对外政策,无疑意大利可能是首先涉及的目标之一。后来,法国促使撒丁王国参加克里木战争、利用反奥战争争夺意大利中部以及此战之后托斯卡纳大公国被迫赞成统一等等,皆清楚地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 托斯卡纳公使1854年的第35号汇报迅速传递了该年法国立法团开幕时拿破仑三世的致词。拿破仑三世指出:“自从你们召开上届会议之后,你们了解有两个问题使国家感到不安:去年的歉收和外交上的困难。但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安现在已经减少,因为虽然它们颇为严重,人们已经可以估计与限制它们的范围和程度……欧洲(各国)现在明白并且不再怀疑,如果法兰西拔剑出鞘,那么就是她在有关方面受到了压力或限制。欧洲了解法兰西毫无扩张的意图……我们和英国在君士坦丁堡(指克里木战争)是为了捍卫素丹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基督徒的权利。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海洋的自由和我们在地中海的应有的影响。”[1](1854年之四)无疑,拿破仑三世言行相悖,他在克里木战争中争夺的是欧陆优势,他为了控制地中海而必须染指意大利事务,正是后者在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外交圈子内引起了警惕。 1854年12月26日,驻巴黎公使雅各布·塔涅-德-内尔利(Tanay de'Nerli)致函托斯卡纳外交大臣( 354):“(法国)1855年立法团会期开幕式今日刚刚在杜依勒里宫举行。皇帝陛下发表了演说。”[1](1854年之二)涅尔利匆匆写下数语,立即随此函呈上拿破仑三世的演说辞。这位法国皇帝表示:“我们的军队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皆夺得了胜利。两个伟大战役为我国的旗帜增添了荣光……战争继续延长,我们的盟友将进一步增加,并且彼此联系也将日益紧密。”[1](1854年之一)拿破仑三世在上述演说中夸大了法军在波罗的海的胜利,况且此时黑海即克里木的战争也尚未见分晓。但是,托斯卡纳大公国当时无法回避法国军威强大这一现实,它必须依靠各种驻法外交机构和人员,密切关注法国外交政策的动向,尤其法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它与撒丁王国的关系、它与奥地利的关系等问题,以便在种种外交漩涡中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托斯卡纳大公国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为此首先必须关注法奥两国政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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