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五六十年代，林先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贡献，其开拓、奠基之功不可没。林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宏观的眼光，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和“学习苏联”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国策，学习马克思主义更离不开苏联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因此，林先生这一时期关于世界上古史的观点与体系，例如对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是深受苏联学者影响的，其著作也大量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和文章。但是，正由于林先生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从60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巢穴的端倪。这主要表现在1962年他发表的3篇文章上， 它们是：《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载196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 《荷马史诗若干问题》（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和《线文B的译读》（载《文史哲》1962年第5期）。在这些文章里，林先生介绍了西方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附注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专著，只有两处提到苏联学者卢里耶的著述。
    二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大学停课闹革命，狠批封、资、修。 既古且洋的世界古代史被打入冷宫，林先生也受到冲击。思想批判，上山下乡，纷至沓来。但是，林先生不受干扰，专心治学，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尽可能注意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新资料和新成果，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探索和钻研，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文革”结束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百废俱兴，气象万千，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史学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怀着满腔的热情，意气风发地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战斗。
    1979年，在林先生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先生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20年来，在林先生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会议， 两次国际学术会议，5次原始社会史、5次古西亚北非史、5 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南亚东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通。林先生虽年届古稀，却发宏愿，立大志，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扭转这种状态。他联合周谷城和吴于廑二老，一再发出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吁。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3号和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给学习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字。就这样，从1985年起，东北师大已办了多期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还每年招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人才。其中优秀者，更由于林先生的奔走和努力，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的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中国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希腊、拉丁语的中青年学者。
    此外，林先生在东北师大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又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从1986年起以外文（英文为主）正式发行，每年一期，迄今已出版了13期。这是我国唯一的世界上古史方面的杂志，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和填补我国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方面学术空白的百年大业，林先生更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等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编印出版中外文对照印本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以近东古文献、西方古典文献和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已出版了《苏美尔王表》、《孔子的政治学--〈论语〉》和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等多种著作。
    1979年以来，林先生不仅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在规划设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和书刊出版等方面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进一步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发表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著述，建立起了具有其人特色的世界上古史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史学体系。
    1979年和1981年，林先生主持编写了《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林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特别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之发生与人工灌溉之发展以及文明之起源、奴隶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发生的3 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之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农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的探讨。《世界上古史纲》一书的出版，是林先生学术思想和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林先生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之后，林先生接连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 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 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林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各论”，则由其他专家学者执笔。在此书中，林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长老会议、城邦首领、城邦联盟盟主）、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4 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城邦、史诗时代的原始君主制城邦、春秋时代的公卿执政制城邦、战国时代的城邦趋于解体与向帝国过渡）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与独裁者）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1990年，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一书。随后，林先生又发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最后，199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在这部力作中，林先生对古代文明世界与中西古典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始时期和全盛时代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讨。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整体说来，似乎可以概括为：古代文明世界存在于三大地区（古代北非、西亚、南亚、中亚，古代欧洲，古代中国），构成为两大系统（中、西古典文明），发展分两大阶段（城邦-帝国）说。具体说来，就中国而言，似乎可以大致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为二千多年来误解说；中国早期国家城邦民主说；“周天下”城邦联盟说；“六经”皆“邦学”说；古典中国无西方所谓“黑暗时代”与排他宗教说；古典中国具有民主、革命传统与兄弟民族思想说；西方中世纪Feudalism 不适用于中国古典时代，不宜译为“封建”说，等等。
    经过20多年的思考和写作，林先生筑构起了他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囊括天下的气势，可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当然，这样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新颖的庞大体系，在草创之际不可能尽善尽美，必有不少不足之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有时甚至似有口气太大、过于武断之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林先生的各种观点学者们自会讨论批评，发表不同意见。然而，林先生思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则是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