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为20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里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了，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300-200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脸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天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的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1000年。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发明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决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