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决策重新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杜鲁门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介入朝鲜战争，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无疑是把朝鲜内战国际化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
    战争初期，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苏联是始作俑者，而且很可能是中苏对自由世界全面出击的开始（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因此决定采取强有力行动，坚决反击共产主义集团的严重挑战。6月27 日杜鲁门宣布：“对朝鲜的攻击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实际上其真实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收复台湾。面对美国蓄意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为防备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加强战备， 在外交上发出警告。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请其将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中国将派遣部队参战。1950年10月7日美军进入朝鲜北部， 向中国东北边境逼近。面对侵略威胁，中国政府认为，与其坐等其打进国门，毁坏我东北工业基地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如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让美军兵临鸭绿江，不如把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南，不然“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51～52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领导人对抗美援朝可能引起的最坏后果作了仔细研究，认为必须派军去朝鲜，即使遭受损失，也仅仅意味着解放战争延长几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线在三八线稳定下来。在军事上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双方都认识到谈判是唯一出路。
    朝鲜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敌对状态结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愈加严厉。1950年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命令， 一切输往中国大陆或港澳的货物，需经甄别手续，同时取消输往中国大陆、港澳的商品普通许可证制度。195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2月1 日联大也通过同样的决议，从而为美国全面推行惩罚中国的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据。在美国极力鼓动和操纵下，5月8日第五届联大通过正式决议，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施禁运。据统计，共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华禁运（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111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为把中国长期排斥于国际事务以外，1953年美国国会决议：“共产党中国不应该作为中国的代表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决定一旦联合国恢复中国的代表权，美国将在下一会议年度停付会费。艾森豪威尔保证，美国不但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将要求其他国家反对此事（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76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面对外部威胁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困难，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维护和平是从事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为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我国的独立与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被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的实践中，特别是运用到对美国的政策中，并产生重大影响。
    1954年春，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不仅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外交接触的机会。美国先是对中国的参加横加阻挠，后又提出中国不能享有同英、法、美、苏等大国平等的权利，最后还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注：蒋相泽、吴机鹏：《简明中美关系史》，281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对此，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而且杜勒斯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会议期间，当美国请与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要求释放在押美国人时，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对英国代办说，既然中美两国在日内瓦都有代表团，不妨直接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不必再通过第三国代表（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3～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6月5日到21日，中美两国代表团共举行四次会谈，双方联络员又接触两次。中美直接会谈使两国关系改善出现一线希望。王炳南回忆说，日内瓦会议“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拼凑“东南亚安全体系”，并协助台湾国民党政权加强军事防御；1950 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价值14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向台湾派遣编制庞大的美军顾问团，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协调双方军事行动（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 》， 1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954年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4年7月26日， 中国正式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挫败美国侵略和颠覆活动是中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8月1日和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分别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作为解放台湾的第一步行动。12月2日， 杜勒斯与台湾“外长”叶公绰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武装占领台湾的行动进一步长期化、“合法”化。1955年1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仅用3 小时就攻取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这是对美国分离台湾与大陆企图的沉重打击，既避免了与美国正面冲突，又表明中国人民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但是，这一举措也暴露了军事行动的局限性，中国还必须在外交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5月13日，他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又明确指出，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采用和平的方式。中共充分运用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内政与外交分别处理的办法，寻求国共间的一致性，灵活处理双方关系，不仅为中国争取到外交主动，而且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