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希腊的科学发展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主的城邦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归纳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惊奇、闲暇和自由。他说：“因为人们是由于惊奇才开始研究哲学”；“哲学研究的开始，只是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用提供快乐，也不用满足必须，科学才最先被发现。”[9]（P20,25）这也是科学产生的条件。古希腊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民主的城邦政治恰好提供了这些条件。
    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像一根楔子直插于地中海，使它成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一个枢纽。一方面通过基克拉底斯群岛和斯波拉底译斯群岛而与安那托利亚高原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罗得岛、西利西亚、塞浦路斯、叙利亚北岸而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保持着联系，它的正前方则是埃及，与之保持联系更为便利。正是这种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但可以充分吸取各文明古国的文化，并且通过多种文化的接纳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革新和变易。众所周知，古希腊的文字来源于腓尼基，几何学、天文学等来自巴比伦和埃及，至于冶炼等等科技也多半是从周边地区传来的，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古希腊在文化的发展上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地位。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古希腊人的思维习惯和思辩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中海式气候的特点之一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比较温暖，寒冷的季节较为短暂，因而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户外。他们终年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嬉戏于自由的大海边，这便使他们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展。并且，正如黑格尔所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的有限的圈子。”“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10]（P134）而这便塑造了希腊人开朗、快乐、勇敢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希腊人的生活在通常的情形下极为简朴，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很早就鄙弃贪欲；不为发财而忙碌，闲暇时间也就很多。于是，户外活动便成了希腊人的主要生活。“在户外度过闲暇，不论是城里还是乡下的希腊人，就可以通过与伙伴们持续的谈话来培养其才智，改进其礼俗。很少有哪个民族这样酷爱交际”[3]（P37）。然而不仅如此，对于活泼、勇敢而又自由的希腊人来说，他们虽然爱好精神上的享乐，但更喜欢精神上的冒险，去探索那些令人惊奇而又不得其解的事物。正是这样产生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
    显然，要使这成为现实仅仅依靠地理环境乃至生活方式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政治环境是压制性的，即使希腊人有闲暇，爱冒险，他们也很难突破思想上的禁锢。不过，民主的城邦政治的出现使他们获得了良好的文化环境，韦尔南说：“在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7]（P37）城邦政治从根本上、亦即以法定的形式，使所有自由人都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称为“波里斯”（Polis），“公民”称为“波里德斯”（Polites），清楚地表明了公民与城邦的关系。既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是公民，他们在社会地位上、政治权利上都应该是平等的，从而也就消除了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对公民而言的，生活在雅典的外邦人和奴隶没有这种权利）。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执政的同等权力，城邦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就具有了完全的公开性。尽管在城邦的政体上发生过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僭主政治交替出现的情况，但是公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社会活动的公开性所导致的便是民主性。这种民主性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表现在宗教的世俗化上，由于宗教的世俗化，人们才逐渐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控制，为探索世界提供了可能。在公开化、民主化的条件下，使得“……话语具有了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希腊人后来把话语的威力变为一种神：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7]（P37）。话语成为了“在公民大会和法庭斗争中克敌制胜的武器”[7]（P38），由于话语具有了这些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古希腊所特有的修辞学和论辩术；在争锋相对的讨论、争论、辩论中，一方要压倒另一方，所需要的不是哗众取宠，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话语的的逻辑力量；这促进了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的日渐形成和成熟。当讨论、争论、辩论成为“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的时候，是否“持之有效，言之有理”便成了衡量是非、正误的标准。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权威和权威的教条自然丧失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取而代之的则只能是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正义。古希腊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所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既反映在梭伦所说的“我制订了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规定了公平的正义”这一言谈中，也表现在克利斯提尼所诉求的不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还必须是“权力平等”这一政治改革的举措上。由于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好奇心的驱动下，那些渴求真理而又勇于冒险的哲学家（科学家）们也就获得了种种独特、新颖、大量的思想，并成为“哲学-科学”园地里的色彩绚烂、美不胜收的奇花。
    四、古希腊科学的衰落是思想自由的丧失所导致的
    希腊古典时期是“哲学-科学”兴起和繁荣的时期，到了希腊化时期哲学日趋衰落，科学仍在继续发展；这一势头直到基督教兴起、并取得了对西方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时才停顿下来。在古希腊科学中理论科学一枝独秀，而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则相对滞后（医学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希腊人所追求的只是知识，而对应用不感兴趣，甚至加以蔑视，柏拉图便严厉地非难科学实验是渎神的，机械技术是下流的。[5[（P67）。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用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改进的应用科学到了希腊化时代才有了很大的改变，亚历山大城成为这个时期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的中心，托勒密王朝在这里建立和资助了一个巨大的研究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理论科学、应用科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丹皮尔誉为“古代世界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近代型物理学家”的阿基米德，在数学、力学、流体静力学等等方面都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他所发明的作战机械，把罗马人阻于叙拉古城外达三年之久。但在基督教取得西方世界精神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哲学、科学都成为了宣扬其教义、证明其教义的真理性的手段后，古希腊科学便开始停顿下来，明显的例证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竟然成为了阻止科学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是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除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外，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动物学、生理胚胎学等诸多论著，并且自他开始，初步形成了科学分类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政治学》、《伦理学》、《诗学》等专著。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成就太大，威望太高，因而被基督教会赋予了权威的地位；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伴随基督教神学的神圣性也获得了神圣性，科学家便只能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去生活，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其结果使科学停顿不前，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就成为禁锢科学的桎梏。罗素作过评论到：“亚里士多德的优点是极其巨大的，……他的缺点也同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对于他的缺点，他的后人却要比他负有更多的责任。……他的权威性差不多始终是和基督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地不容置疑，而且它在科学方面也正如在哲学方面一样，始终是对于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自起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1]（P60）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一直有点阻碍进步，主要由于他们的门徒们的盲目和奴性的教条主义，……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复活标志着与亚里士多德决裂而向柏拉图回归”[4]（P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