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美国应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物资援助。白劳德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担负着对日作战的一半责任，“但他们从重庆中央政府那里实际上没有得到金钱、武器、弹药或是医疗供应。相反他们一直被封锁着……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授助中国的物资中，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送到了西北自治区的部队手里，而美国的许多物资却被用来打他们！”[1]（P189）送到中国去的美国物资是为了所有愿意打日本的中国人所利用，不是由某些中国人用来打其他的中国人。“我们要把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一部分按照这些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比例送到他们手中。”[1]（P189）
    第三，促使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避免内战。白劳德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还只是在形式上联合在蒋介石之下。事实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阵营，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之间进行了十年内战，只是在1937年面临日本的大举侵略，他们才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即使这个形式上的联合也常有陷于破裂、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自从1943年年中以来，这种危险已经特别严重。白劳德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内战，这对于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灾难。这将是日本在战略上一次重大的胜利，它的势力在中国会得到巨大的扩张。如果美国和英国力所能及，它们必须避免这种威胁。”“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以促进和保证中国的安全团结、来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为其目的。”[1]（P186）白劳德写道，蒋介石经过十年的努力，有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积极帮助，有英国和美国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尚且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而说他现在却能够做到，那真是荒谬绝伦。
    可以看出，白劳德在《德黑兰》一书中仍然关注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动的对华政策的支持者。
    五、对白劳德“德黑兰观点”的批判与苏联、斯大林有关
    白劳德关于“德黑兰观点”提出后，美共党内大多数人是支持的，在1944年2月的政治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只有福斯特和达西两人持不同意见。在1944年5月美共十大上，与会者又几乎一致同意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但是，到了1945年6月，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局会议上，委员们却又一致反对白劳德的观点。为什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美共领导层成员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外来因素造成的，其标志就是1945年4月杜克洛《论美国共产党的解散》一文的发表。
    据有的学者分析，《论美国共产党的解散》一文并非杜克洛撰写，而是由苏联领导人授意在莫斯科写好的，然后由俄文翻译成法文，署以杜克洛之名。[6]（P71-78）我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杜克洛与白劳德的观点相近。他当时也主张“我们必须遵循有信心无一例外地同其他的党派合作的政策；我们必须遵循友好的政策，我重申，任何事情都不能扰乱我们国家与所有联盟国家的关系。”[6]（P76）因两人的观点相同或相近，所以杜克洛不可能写出那篇批判白劳德的文章。更何况，1944年11月，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从莫斯科回国后，主张法共接受戴高乐的要求，解散所有武装力量和交出武器，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因此，法共当时不可能指责美共的所作所为。尤金·丹尼斯的夫人所说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心中明白，杜克洛对美国党的这一猛烈攻击，绝不是他的个人看法。”[7]那么，苏联、斯大林为什么要批判白劳德的“德黑兰观点”呢？据笔者分析，这是因为白劳德的观点在二战行将结束时已不适应苏联的需要了，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形势的分析产生了矛盾。随着法西斯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苏联与美英在战后东欧的安排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波兰问题成为它斗争的焦点，主要涉及到未来波兰疆界如何划定以及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
    应该说，战后苏联考虑的主要是其西部的安全问题。苏联从自身安全出发，要求在它的西部邻国建立同苏联友好的政府，目的是使德国不再成为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历史的教训摆在苏联人的面前，在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中，侵略者都是首先席卷东欧而后侵入俄国或苏联的。二战中，苏联在军事上已遭重大损失，经济上满目疮痍，不可能立即再进行一场不能支撑的战争。此外，苏联只是东欧的地区性强国，未能构成全球性威胁，不可能也无力去统治世界。斯大林从本国利益出发，劝阻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不支持希腊革命，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妥协等等，都说明战后苏联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是防御性的，向西方作了让步。
    据此，在苏联、斯大林看来，白劳德的观点起码有两点是不能容忍的：一是白劳德主张，“一支胜利的红军不会在它的刺刀上把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带到英国海峡东面的欧洲其余各处。”[1]（P195）正如杜克洛文章所说，德黑兰协议对白劳德意味着，“苏联以西的绝大部分欧洲大概将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法西斯资本主义或苏维埃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1]（P28）而苏联是把东欧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斯大林通过杜克洛的文章向美国暗示，如果美国要损害它的东欧计划，他将在西欧寻找麻烦。二是白劳德对美国战后经济发展过于乐观的看法。斯大林寄希望于战后美国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使美国无暇东顾，苏联可以放手实施它的欧洲计划。
    斯大林劝阻法共夺权同反对白劳德的“德黑兰观点”同出一辙，即为了苏联一国的安全利益，为了苏联的欧洲战略。
    之所以选择在4月发表“杜克洛的文章”，是同4月1日罗斯福给斯大林的一封信有关。在这封信中，罗斯福说：“我必须向您明白地指出，凡是使目前的华沙政府不加掩饰地继续下去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将使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协议失效了。”[8]（P203-204）4月7日，斯大林在复信中则强调造成僵局的“原因是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离开了克里米亚会议的方针”，“他们认为改组临时政府，应当理解为消灭临时政府而成立全新的政府”。[9]（P213）正是在波兰问题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进行威胁之后，苏联才做出了谴责白劳德“德黑兰观点”的决定，借此向美国传递苏联强硬政策的信息。白劳德认为，冷战的开始是以苏联对他的批判作为标志的。[9]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白劳德撰写的《德黑兰》一书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美共的国际国内策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应当给予基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