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
    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不只是临时性的应付局面的措施，而是旨在调整工农关系。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按列宁的想法， 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发展工业化、电气化、集体化和工农联盟，而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1921年5月， 布哈林在第四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因为没有西方的普遍革命，我们目前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里直接通向共产主义制度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俄国革命将经历大量的曲折、迂回和转折。”（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3卷，第228页。）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 如果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73页。）1921年5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建设经济的，他说，“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75页。）而且在新经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列宁还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例如：推崇农业发展中以买卖为核心的商业活动、合作社制度，通过发展小农经济为国家的工业发展积累和提供资金等。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02页。）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向农民的让步，也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他想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迂回之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出现于尖锐的社会政治危机之时，它的仓促性使之不够系统、不够完善且多变。也许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和临时性的反危机纲领的混合产物。
    二、新经济政策--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
    在俄罗斯当代历史编纂学中，20-30年代基本上属于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探索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模式，以其多元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核算的国家工业、计划调节与市场共存为特色，被很多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而新经济政策本身也堪称“市场社会主义”的典范。
    И。贡达罗夫认为，20 年代的经济奇迹可作为当代俄罗斯的“样板”。他指出：“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为很多学者为执政方针所提出的‘计划-市场平衡的经济模式’，适用于当代俄罗斯。其中第一位的是全民所有制形式，由国家操控，利用计划机制进行调整，其任务是保证国家的综合利益；第二位是私人与合作社所有制形式，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整，它的任务是满足社会的机动的经济利益和居民的个体需求，发挥个体的创造性。”（注：《独立报》1998年10月8 日文章“经济奇迹的本国模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成为俄罗斯思想的基础”。）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悲观的倾向。一些历史学家着重解释和分析新经济政策中的矛盾，注意到在20年代经济模式中市场机制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分析新经济政策显示出的危机，提出20年代经济增长的有条件性，即“恢复效应”。В。П。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年代外围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外围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外围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注：Р。У。戴维斯和В。П。德米特连科主编：《新经济政策：得与失》，莫斯科1994年版，第37页。）
    诚然，新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但也应该考虑到，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学说本身的危机。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勾画了未来无阶级、无国家、无民族、无商品、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形式）的社会。这种理论上的乌托邦很容易铭刻在被罗曼蒂克化了的广大群众的意识中。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很虚弱，不能够与这块巨石相匹敌。在整个20年代，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矛盾：第一，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严肃的改革只是发生在经济管理领域内，国家管理体系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有些改变，而庞大的行政指挥机制尽管规模和职能有所缩小，但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第二，这些行政指挥机制不是闭锁的，它们很快巩固和扩大了其主管机关垄断的趋势；第三，还存在着劳动群众对行政机关和政治领导集团的平均主义的压力；第四，基于政治考虑，经济核算没被引入到具体的企业、车间及每个工人岗位；第五，军事动员的行政方式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巩固，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而更主要的是，它被苏维埃社会自上而下的所有阶层所接受、所习惯。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告别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极端性，向和平发展的阶段过渡，比如，摒弃了征集制，不再压缩私人市场，与票证制告别等。但它只是摒弃了极端性，却并没有同这种政策的主脉相分离，仍然保持着牢不可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和主要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以及对外贸、交通和财政系统的垄断和对批发商业事实上的垄断等。从规模上说，巨大的但内部虚弱的国有成分只是靠一系列特别的经济管理方式来支撑，它与新经济政策是矛盾的。在国家所掌握的工业领域，市场关系的发展极不均匀，也不深入。国防工业实质上处于市场框架之外，它由国家预算拨款，原料供应执行指定的偏低价格；燃料工业中的主要产品也是以硬性规定的价格提供给计划需求者；托拉斯的经济核算从来就没有执行，它从来就没能摆脱国家的控制而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且，从20年代中期，托拉斯实际上强化了行政计划干预原则。Л。А。涅列齐娜在《1921-1925年国家工业的改组：原则及发展趋势》一书中对20年代的工业做了如下评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生产的浓缩过程得以持续，高度的生产浓缩成为生产垄断化的发展基础，它与市场关系发生了矛盾。”“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业管理的改革导致两种主要趋势--非集中化和集中化的斗争。”（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而И。А。伊萨耶夫认为， “新经济政策原则中的集中化趋势一直存在到新经济政策末年，即1927-1928年。”（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